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庭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这道谕旨称"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清德宗实录》卷562），意思就是：国家大权由朝廷掌握，各种政务向民众公开讨论，以此建立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看似打开了宪政之门，单在"大权统于朝廷"的前提下，注定了这只是统治者的权宜之计。
上谕颁布的消息传到上海，张謇正在大生纱厂的车间里查看棉纱质量。这位光绪二十年的状元，此刻已是实业巨擘，听闻消息后立刻放下手中的棉纱，对身边的郑孝胥说："二十年经营实业，终见曙光！"（《张謇日记》）他连夜联络汤寿潜、汤化龙等士绅，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入会者达数千人，连湖广总督张之洞都暗中资助白银两千两。
而在日本东京，梁启超读到上谕时却冷笑一声。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清廷所谓立宪，不过是'假立宪以饰其假专制'。"（《饮冰室合集》）但他仍抱着一丝希望，派弟子汤觉顿回国，联络国内立宪派，期待能推动真正的宪政改革。革命派的章太炎则更为激进，在《民报》上直指："立宪者，清廷之诡计也，恐民革命，乃以是饵之。"（《章太炎全集》）
清廷的"预备"动作看似有条不紊。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立"宪政编查馆"，由庆亲王奕匡主持，负责起草宪法；又令各省设立"咨议局"，作为地方议会的雏形。张之洞在湖北积极响应，他选拔士绅组成咨议局筹备处，还亲自讲授"宪政要义"，却在私下对心腹说："民智未开，骤行宪政，恐生大乱，不如缓步图之。"（《张文襄公年谱》）
这种"缓步"正中慈禧下怀。她对奕匡说："立宪可以，但不能急，总要等我百年之后，再让皇帝亲政推行。"（《慈禧外纪》）于是，宪政编查馆抛出"预备立宪九年为期"的方案，意味着要到1916年才实行宪政。消息传出，上海街头的报童叫卖着《申报》号外，市民们看着"九年预备"的字样，有人骂道："这是哄小孩呢！"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各省咨议局陆续成立。江苏咨议局的第一次会议上，张謇提出"速开国会"的议案，遭到巡抚瑞澂的反对。"朝廷已有九年之期，诸君何必操之过急？"瑞澂拍着桌子呵斥。张謇却据理力争："外有列强环伺，内有民生凋敝，九年之期，国将不国！"（《江苏咨议局档案》）最终议案虽获通过，却被清廷束之高阁。
在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与巡抚岑春煊的冲突更为激烈。岑春煊要挪用盐税填补军饷，谭延闿率议员们以"停会"抗议，声称"咨议局有监督财政之权"。岑春煊恼羞成怒，竟调兵包围咨议局，指着谭延闿骂道："汝等不过朝廷恩赐的说话地方，还敢与官府抗衡？"（《湘报》）这场风波最终以清廷"各打五十大板"收场，却让士绅们看清了咨议局的实质——不过是没有实权的"清谈馆"。
最具讽刺的是《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宪政编查馆公布这份"宪法草案"，其中规定"皇帝有宣战、媾和、订立条约、颁布法律等大权"，民众的权利则被限定为"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自由。梁启超在海外读到后，痛心地写道："此非宪法，乃专制国之大纲也！"（《梁启超文集》）而革命派的孙中山，则在新加坡华侨大会上断言："清廷之立宪，必无成，唯有革命可以救中国。"
同年十一月，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溥仪继位，载沣摄政。这位年仅25岁的摄政王，上台之初摆出"锐意立宪"的姿态，下旨"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为五年"，承诺1913年召开国会。张謇等立宪派大喜过望，认为"天亡清廷而兴中国"（《张謇年谱》），却不知载沣的真实算盘——借立宪之名，收回袁世凯等汉臣的权力，巩固皇族统治。
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年1月），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在上海爆发。数千人聚集在张园，举着"速开国会"的横幅，要求清廷立即召开国会。直隶、湖北、湖南等地纷纷响应，山西咨议局议长梁善济甚至带着百名议员徒步进京请愿。载沣在养心殿召见请愿代表，温言安抚："朝廷自有定夺，诸卿且回。"（《宣统政纪》）转身却对奕匡说："这些士绅越来越放肆，当稍加惩戒。"
半年后，第二次请愿的规模更大。立宪派组织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征集到三十万人签名，各省督抚也联名上奏"请速开国会"。湖广总督瑞澂、两江总督端方等封疆大吏，眼看革命党活动日益频繁，希望借立宪稳定人心，在奏折中警告："若再拖延，恐生不测。"（《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载沣虽感压力，却仍以"筹备未竣"为由拒绝，只答应"再缩期限为三年"。
宣统二年九月（1910年10月），第三次请愿运动达到高潮。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奉天（今沈阳）的请愿群众甚至冲击总督衙门。资政院（相当于临时国会）也通过"速开国会"的议案，一致要求1912年召开国会。载沣震怒，下令将奉天请愿领袖浦殿俊等六人"发往新疆效力"，又令各省督抚"弹压请愿群众，勿令滋扰"。（《清实录》）
在天津，直隶咨议局议长孙洪伊得知消息后，砸碎了案上的茶具，对议员们说："和平请愿之路已绝，吾辈当另谋出路！"（《孙洪伊年谱》）部分立宪派开始转向革命，四川咨议局议员蒲殿俊暗中与同盟会联系，湖南的谭延闿也派人到东京，与黄兴密谈合作可能。张謇虽仍抱幻想，却在日记中写下："民望已失，清廷危矣。"
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名单一公布，举国哗然——13名内阁成员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竟占7人（载沣之弟载洵、载涛等），被时人称为"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是庆亲王奕匡，此人以贪腐闻名，民间有"庆氏公司"之称，各省咨议局纷纷通电反对："以皇族组织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相背，请另组内阁。"（《东方杂志》）
张謇正在汉口考察实业，看到内阁名单后，当场呕血。他连夜给载沣发电报："今设内阁，仍蹈专制覆辙，人心离散，恐兆土崩。"（《张謇全集》）白话文的意思是：如今设立内阁，仍然重蹈专制的覆辙，人心离散，恐怕会出现国家崩溃的征兆。但载沣回电只有四个字："毋庸置喙"（不必多嘴）。这位摄政王还在做着"皇族集权"的美梦，却不知自己已亲手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皇族内阁"的成立，彻底暴露了清廷假立宪、真专制的面目。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痛斥："清廷之所谓立宪，不过是'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吾辈已无可再忍！"（《饮冰室合集》）连一直支持立宪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此时已去世）的门生们，都纷纷加入革命党。
更致命的是，"皇族内阁"推出的"铁路国有"政策，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宣布将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却把路权抵押给列强，引发四川"保路运动"。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率数万民众请愿，被总督赵尔丰开枪镇压，造成"成都血案"。这场风波迅速蔓延，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枪声划破夜空。消息传到北京，"皇族内阁"惊慌失措，总理大臣奕匡竟在会议上哭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辛亥殉难记》）载沣试图调兵镇压，却发现袁世凯已被他罢黜，北洋军不听指挥。此时他才想起张謇等人的劝告，急令"解散皇族内阁，另组责任内阁"，但为时已晚。
宣统三年十月（1911年11月），张謇在南京接到清廷的"罪己诏"，其中承认"预备立宪未能实行，致失民心"，并承诺"速开国会，公举内阁"。但这位立宪派领袖只是淡淡一笑，将诏书扔进废纸篓——此时，全国已有14省宣布独立，孙中山即将从海外归来。他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大局已定，君主立宪已无可能，唯有共和可以救中国。"
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清王朝灭亡。那些曾为预备立宪奔走呼号的人们，命运各异：张謇成了民国的实业总长，梁启超回国参与政党政治，而蒲殿俊则在四川宣布独立，担任军政府都督。只有"皇族内阁"的成员们，或流亡海外，或隐居天津，成了历史的笑柄。
预备立宪这场持续五年的骗局，终究没能挽救清廷的命运。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统治者的虚伪与短视，也让国人看清了"君主立宪"在中国行不通的现实。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时，人们才明白：真正的宪政，不可能从腐朽的专制政权中生长出来，唯有彻底推翻旧秩序，才能为新制度的建立扫清障碍。
上谕颁布的消息传到上海，张謇正在大生纱厂的车间里查看棉纱质量。这位光绪二十年的状元，此刻已是实业巨擘，听闻消息后立刻放下手中的棉纱，对身边的郑孝胥说："二十年经营实业，终见曙光！"（《张謇日记》）他连夜联络汤寿潜、汤化龙等士绅，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入会者达数千人，连湖广总督张之洞都暗中资助白银两千两。
而在日本东京，梁启超读到上谕时却冷笑一声。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清廷所谓立宪，不过是'假立宪以饰其假专制'。"（《饮冰室合集》）但他仍抱着一丝希望，派弟子汤觉顿回国，联络国内立宪派，期待能推动真正的宪政改革。革命派的章太炎则更为激进，在《民报》上直指："立宪者，清廷之诡计也，恐民革命，乃以是饵之。"（《章太炎全集》）
清廷的"预备"动作看似有条不紊。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立"宪政编查馆"，由庆亲王奕匡主持，负责起草宪法；又令各省设立"咨议局"，作为地方议会的雏形。张之洞在湖北积极响应，他选拔士绅组成咨议局筹备处，还亲自讲授"宪政要义"，却在私下对心腹说："民智未开，骤行宪政，恐生大乱，不如缓步图之。"（《张文襄公年谱》）
这种"缓步"正中慈禧下怀。她对奕匡说："立宪可以，但不能急，总要等我百年之后，再让皇帝亲政推行。"（《慈禧外纪》）于是，宪政编查馆抛出"预备立宪九年为期"的方案，意味着要到1916年才实行宪政。消息传出，上海街头的报童叫卖着《申报》号外，市民们看着"九年预备"的字样，有人骂道："这是哄小孩呢！"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各省咨议局陆续成立。江苏咨议局的第一次会议上，张謇提出"速开国会"的议案，遭到巡抚瑞澂的反对。"朝廷已有九年之期，诸君何必操之过急？"瑞澂拍着桌子呵斥。张謇却据理力争："外有列强环伺，内有民生凋敝，九年之期，国将不国！"（《江苏咨议局档案》）最终议案虽获通过，却被清廷束之高阁。
在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与巡抚岑春煊的冲突更为激烈。岑春煊要挪用盐税填补军饷，谭延闿率议员们以"停会"抗议，声称"咨议局有监督财政之权"。岑春煊恼羞成怒，竟调兵包围咨议局，指着谭延闿骂道："汝等不过朝廷恩赐的说话地方，还敢与官府抗衡？"（《湘报》）这场风波最终以清廷"各打五十大板"收场，却让士绅们看清了咨议局的实质——不过是没有实权的"清谈馆"。
最具讽刺的是《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宪政编查馆公布这份"宪法草案"，其中规定"皇帝有宣战、媾和、订立条约、颁布法律等大权"，民众的权利则被限定为"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自由。梁启超在海外读到后，痛心地写道："此非宪法，乃专制国之大纲也！"（《梁启超文集》）而革命派的孙中山，则在新加坡华侨大会上断言："清廷之立宪，必无成，唯有革命可以救中国。"
同年十一月，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溥仪继位，载沣摄政。这位年仅25岁的摄政王，上台之初摆出"锐意立宪"的姿态，下旨"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为五年"，承诺1913年召开国会。张謇等立宪派大喜过望，认为"天亡清廷而兴中国"（《张謇年谱》），却不知载沣的真实算盘——借立宪之名，收回袁世凯等汉臣的权力，巩固皇族统治。
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年1月），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在上海爆发。数千人聚集在张园，举着"速开国会"的横幅，要求清廷立即召开国会。直隶、湖北、湖南等地纷纷响应，山西咨议局议长梁善济甚至带着百名议员徒步进京请愿。载沣在养心殿召见请愿代表，温言安抚："朝廷自有定夺，诸卿且回。"（《宣统政纪》）转身却对奕匡说："这些士绅越来越放肆，当稍加惩戒。"
半年后，第二次请愿的规模更大。立宪派组织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征集到三十万人签名，各省督抚也联名上奏"请速开国会"。湖广总督瑞澂、两江总督端方等封疆大吏，眼看革命党活动日益频繁，希望借立宪稳定人心，在奏折中警告："若再拖延，恐生不测。"（《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载沣虽感压力，却仍以"筹备未竣"为由拒绝，只答应"再缩期限为三年"。
宣统二年九月（1910年10月），第三次请愿运动达到高潮。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奉天（今沈阳）的请愿群众甚至冲击总督衙门。资政院（相当于临时国会）也通过"速开国会"的议案，一致要求1912年召开国会。载沣震怒，下令将奉天请愿领袖浦殿俊等六人"发往新疆效力"，又令各省督抚"弹压请愿群众，勿令滋扰"。（《清实录》）
在天津，直隶咨议局议长孙洪伊得知消息后，砸碎了案上的茶具，对议员们说："和平请愿之路已绝，吾辈当另谋出路！"（《孙洪伊年谱》）部分立宪派开始转向革命，四川咨议局议员蒲殿俊暗中与同盟会联系，湖南的谭延闿也派人到东京，与黄兴密谈合作可能。张謇虽仍抱幻想，却在日记中写下："民望已失，清廷危矣。"
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名单一公布，举国哗然——13名内阁成员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竟占7人（载沣之弟载洵、载涛等），被时人称为"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是庆亲王奕匡，此人以贪腐闻名，民间有"庆氏公司"之称，各省咨议局纷纷通电反对："以皇族组织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相背，请另组内阁。"（《东方杂志》）
张謇正在汉口考察实业，看到内阁名单后，当场呕血。他连夜给载沣发电报："今设内阁，仍蹈专制覆辙，人心离散，恐兆土崩。"（《张謇全集》）白话文的意思是：如今设立内阁，仍然重蹈专制的覆辙，人心离散，恐怕会出现国家崩溃的征兆。但载沣回电只有四个字："毋庸置喙"（不必多嘴）。这位摄政王还在做着"皇族集权"的美梦，却不知自己已亲手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皇族内阁"的成立，彻底暴露了清廷假立宪、真专制的面目。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痛斥："清廷之所谓立宪，不过是'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吾辈已无可再忍！"（《饮冰室合集》）连一直支持立宪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此时已去世）的门生们，都纷纷加入革命党。
更致命的是，"皇族内阁"推出的"铁路国有"政策，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宣布将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却把路权抵押给列强，引发四川"保路运动"。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率数万民众请愿，被总督赵尔丰开枪镇压，造成"成都血案"。这场风波迅速蔓延，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枪声划破夜空。消息传到北京，"皇族内阁"惊慌失措，总理大臣奕匡竟在会议上哭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辛亥殉难记》）载沣试图调兵镇压，却发现袁世凯已被他罢黜，北洋军不听指挥。此时他才想起张謇等人的劝告，急令"解散皇族内阁，另组责任内阁"，但为时已晚。
宣统三年十月（1911年11月），张謇在南京接到清廷的"罪己诏"，其中承认"预备立宪未能实行，致失民心"，并承诺"速开国会，公举内阁"。但这位立宪派领袖只是淡淡一笑，将诏书扔进废纸篓——此时，全国已有14省宣布独立，孙中山即将从海外归来。他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大局已定，君主立宪已无可能，唯有共和可以救中国。"
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清王朝灭亡。那些曾为预备立宪奔走呼号的人们，命运各异：张謇成了民国的实业总长，梁启超回国参与政党政治，而蒲殿俊则在四川宣布独立，担任军政府都督。只有"皇族内阁"的成员们，或流亡海外，或隐居天津，成了历史的笑柄。
预备立宪这场持续五年的骗局，终究没能挽救清廷的命运。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统治者的虚伪与短视，也让国人看清了"君主立宪"在中国行不通的现实。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时，人们才明白：真正的宪政，不可能从腐朽的专制政权中生长出来，唯有彻底推翻旧秩序，才能为新制度的建立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