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为国为家者，莫不以谷货为本，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时，务农重谷，躬亲千亩，贡赋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织，饥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窃而犯法，以至于杀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亩之内，勿夺其时，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既饱且富，而仁义礼节生焉，亦所谓衣食足，识荣辱也。”
魏收略有些得意，这是他在《魏书·食货志》所写的序言，如今新君款款念出，便是对他修史的肯定。
高殷顿了一顿，继续说：“唯有百姓步入小康，方能兴王道教化，故魏太和中实行均田，劝课农桑，使耕者有其田，国家增赋税，实在是良政。魏末动乱，使得民不聊生，如何恢复生产、使民不艰难，自高祖迁都、太祖立鼎，就无时不在忧愁这个问题，如今朕续绍天位，虽然才智愚浅，也不得不分担先人的责任。”
群臣应是，等待高殷接下来的话。
政治问题，很多时候都是经济的获取以及分配问题，如何在稳定人心与压榨钱粮间保持平衡，找到一个最佳比例，是对历代皇帝的终极考验。
在高洋称帝之时，以司定冀并为主的河北二十一州，合计一百二十二万户，人口五百万，占全国总人口的六成，而到四十年后的开皇年间，隋军灭陈，所得的陈朝户口仅五十万户，口两百万，足可见北齐的丰饶与南朝的贫瘠，光是一个河北二十一州，就已经是南陈的二点五倍人口。
但在天保八年，高洋迁徙冀瀛定三州无地平民去幽州耕种，未能取得良好的功效，这让高洋高殷父子耿耿于怀。
这本质上是关东豪强触动了皇帝的利益，可这是如何触动的呢？
此时的赋税大多是以户口来收，现在是乱世，无主的田地极多，土地又需要人来耕种，因此关东的豪强兼并土地、隐匿人口来充实自身，藏的人越多逃的税就越多，分割了国家的财政。
刚开国那会儿依赖他们的支持，高欢还能容许，等政权稳固，就开始对他们下手，这也是河北豪强被打击的一个原因。
北魏太和九年，孝文帝根据李安世的建议，发布了“均田令”，均田制度正式诞生，可以说均田这个严重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制度，就出自李安世。
有趣的是，李安世不仅出自赵郡李氏，而且还曾打击冒充赵郡李氏的广平李氏，也就是李波李秀等人的祖先，正版打击盗版了属于是。
其次，他的儿子李玚则参与了河阴潜泳大赛，很不幸只获得了参与奖。
均田制存在的基础是国家掌握大量的可以支配并耕种的土地，朝廷将土地分给农民，而农民则承担相应的义务，比如交税和服役，它比曹魏的屯田制与西晋的占田制更加优越，因此不止持续到北魏到灭亡，经历周齐隋都一直在实行。
此时齐国和周国实行的都是均田制，北周的府兵制就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升级的制度，给农民更高的上升空间，即成为府兵，被后来的隋唐所承袭。
之后是府兵制度之所以在唐朝中叶崩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府兵的压力骤增，因为府兵既然受了田，就要自备武器装备与粮食，若土地不足，农民就根本承担不了这些开支，因此日后唐朝才以募兵代替府兵。
说得更简单些，正是有着大量土地，才得以实行均田制，而能空出大量土地的时期，就是经历大乱世的战乱后急需恢复元气的新朝初期，人死的够多了，腾出的位置也多了。等人口恢复，社会阶层基本稳固，上层开始压榨底层，那均田制的使命也就结束了，接下来是新一轮的剥削大赛。
齐承魏制，北魏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受露田四十亩，女子二十亩，为了能够轮种，露田加倍受给，也就是男子受露田八十亩，女子四十亩，这些田地不能买卖，年轻受田，年老或死了就把田地还给国家，此外男子还额外给二十亩桑田，这是永业田，不需要还，也可以买卖，但买卖不能超过应得的份额，总数一共是一百四十亩。
此外若良人有奴婢与耕牛，则奴婢受田与良人相同，不限奴婢数目，耕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头耕牛。
相应的，一夫一妻、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四人、从事耕种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需要缴纳的租调都是帛一匹、粟二石。
如此一来，豪强大户每隐匿八个奴婢，就让国家少了一匹布帛、两石米粟，此前高欢时期派遣孙腾高隆之括户，清查出六十万户的隐匿人口，这一下就让国家每年多了七万匹布，十五万石米粟。
若按一匹布等于三石粟来算，那么这一下就给东魏朝廷收到了六十万石赋税，是现在齐国所剩国库的五分之一、整个齐国勋贵封爵所消耗的食邑年禄，等于说可以再养一批新的勋贵。
而用脚指头想都知道，这样的清查肯定未尽全功，至少有两三倍的人口仍旧被豪强大户所把持着，即上百万的钱粮被吞没了。
这都是朝廷的钱呐呐呐呐呐！
因此无怪各地豪强要反抗了，里面的利润实在巨大，一个大家族几乎等于小暗国，关东地区的豪族像瀛冀诸刘、清河张宋、泰山羊、东平毕、并州王以及濮阳侯，每一个都是从魏晋乃至两汉时期就存在的绵延数百年之大族，一郡近万室都是同宗，烟火连接似疆场，比屋而居若长城。
当初宋世良给高洋上策进言，希望他如汉武帝迁众豪强去茂陵，让这些大家族去没有士族的空虚郡国，一是让这些小宗在当地做官，有机会做大、自立门户，二是分开他们的地缘纽带，稀释情感和势力，使无异图。
但高洋没有采纳，考虑到如今河北士族对高殷的无限支持，那很有讲究了。
所以摆在高殷目前的问题，一是需要继续改造均田制，使得它成长为府兵制那样能够摒弃旧陋、焕发新活力的制度，二是能够查出更多的隐匿人口，让国家掌握的大量土地恢复生产、获得赋税，从而提高国家的实力，也就提高了他这个皇帝所拥有的资源。
而无论是晋阳，还是河北、关东诸地的豪强勋贵，虽然互相的官爵、思想不同，但利益立场都是一样的，尽可能在国家权力的掩护下多吃多占，多薅国家羊毛。换谁取代他们的位置都是如此。
对此，就必须要与这些豪族斗智斗勇，让他们吐出相应的人口土地，使高殷这个新君获得名与实的双重效忠。
幽州如今人口稀缺，此前在战争中俘获的周军俘虏，除却充作敢死营的食干与士兵外，其余都迁徙到了幽州这地广人稀之所，一来将幽州作为高殷想要发展得和淮南一样的新基本盘，二来也是削弱河东地区的人口，让未来齐国攻略得以更加容易。
如今高殷上位不久、恩威未伸，但毕竟已经登基称帝，是正式的皇帝，名分是他最有力量的武器。
即便他自己不够，但再搭上一个孝文帝的正统传承，总是够了吧？这就涉及到了齐国的立国法统。
北魏孝文帝是魏帝中最有作为者，迁都洛阳，禁胡服，断北语、易胡姓、定律令，全面推行汉化改革，以中原正统自居，因此被汉族士人尊为“四三皇而六五帝”的圣主，也使得北朝汉人找到了精神家园，视北魏为正统。
孝文帝的后代也成为元魏宗室里最华贵者，因此高欢才以“高祖不得无后”的理由立元修为帝。
“自从金德衰微，晋朝对天下失去控制，群伪竞相僭越，致使人伦幽败，礼崩乐坏。魏孝文帝以睿圣统天，克复旧典，将均周、汉旧章，然尚未云就，朕思续其宏业，以光太和之德，得全魏之墟。”
在齐国讲复兴大魏梦是政治正确，尤其是孝文时期的制度，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否则就是否认大齐立国之基。
孝文帝曾有意模仿周汉的旧制，重新改易度量衡的标准，但终究因为当时迁都洛阳，事务繁多，所以最后没能实行。
所以推行均田令、改易度量衡，就是承续孝文帝之遗业，就成为构建东魏乃至北齐正统性的有力手段，把他未竟的事业做好了，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应，也就完善了自己继承北魏的正统法理。
魏收略有些得意，这是他在《魏书·食货志》所写的序言，如今新君款款念出，便是对他修史的肯定。
高殷顿了一顿，继续说：“唯有百姓步入小康，方能兴王道教化，故魏太和中实行均田，劝课农桑，使耕者有其田，国家增赋税，实在是良政。魏末动乱，使得民不聊生，如何恢复生产、使民不艰难，自高祖迁都、太祖立鼎，就无时不在忧愁这个问题，如今朕续绍天位，虽然才智愚浅，也不得不分担先人的责任。”
群臣应是，等待高殷接下来的话。
政治问题，很多时候都是经济的获取以及分配问题，如何在稳定人心与压榨钱粮间保持平衡，找到一个最佳比例，是对历代皇帝的终极考验。
在高洋称帝之时，以司定冀并为主的河北二十一州，合计一百二十二万户，人口五百万，占全国总人口的六成，而到四十年后的开皇年间，隋军灭陈，所得的陈朝户口仅五十万户，口两百万，足可见北齐的丰饶与南朝的贫瘠，光是一个河北二十一州，就已经是南陈的二点五倍人口。
但在天保八年，高洋迁徙冀瀛定三州无地平民去幽州耕种，未能取得良好的功效，这让高洋高殷父子耿耿于怀。
这本质上是关东豪强触动了皇帝的利益，可这是如何触动的呢？
此时的赋税大多是以户口来收，现在是乱世，无主的田地极多，土地又需要人来耕种，因此关东的豪强兼并土地、隐匿人口来充实自身，藏的人越多逃的税就越多，分割了国家的财政。
刚开国那会儿依赖他们的支持，高欢还能容许，等政权稳固，就开始对他们下手，这也是河北豪强被打击的一个原因。
北魏太和九年，孝文帝根据李安世的建议，发布了“均田令”，均田制度正式诞生，可以说均田这个严重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制度，就出自李安世。
有趣的是，李安世不仅出自赵郡李氏，而且还曾打击冒充赵郡李氏的广平李氏，也就是李波李秀等人的祖先，正版打击盗版了属于是。
其次，他的儿子李玚则参与了河阴潜泳大赛，很不幸只获得了参与奖。
均田制存在的基础是国家掌握大量的可以支配并耕种的土地，朝廷将土地分给农民，而农民则承担相应的义务，比如交税和服役，它比曹魏的屯田制与西晋的占田制更加优越，因此不止持续到北魏到灭亡，经历周齐隋都一直在实行。
此时齐国和周国实行的都是均田制，北周的府兵制就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升级的制度，给农民更高的上升空间，即成为府兵，被后来的隋唐所承袭。
之后是府兵制度之所以在唐朝中叶崩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府兵的压力骤增，因为府兵既然受了田，就要自备武器装备与粮食，若土地不足，农民就根本承担不了这些开支，因此日后唐朝才以募兵代替府兵。
说得更简单些，正是有着大量土地，才得以实行均田制，而能空出大量土地的时期，就是经历大乱世的战乱后急需恢复元气的新朝初期，人死的够多了，腾出的位置也多了。等人口恢复，社会阶层基本稳固，上层开始压榨底层，那均田制的使命也就结束了，接下来是新一轮的剥削大赛。
齐承魏制，北魏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受露田四十亩，女子二十亩，为了能够轮种，露田加倍受给，也就是男子受露田八十亩，女子四十亩，这些田地不能买卖，年轻受田，年老或死了就把田地还给国家，此外男子还额外给二十亩桑田，这是永业田，不需要还，也可以买卖，但买卖不能超过应得的份额，总数一共是一百四十亩。
此外若良人有奴婢与耕牛，则奴婢受田与良人相同，不限奴婢数目，耕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头耕牛。
相应的，一夫一妻、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四人、从事耕种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需要缴纳的租调都是帛一匹、粟二石。
如此一来，豪强大户每隐匿八个奴婢，就让国家少了一匹布帛、两石米粟，此前高欢时期派遣孙腾高隆之括户，清查出六十万户的隐匿人口，这一下就让国家每年多了七万匹布，十五万石米粟。
若按一匹布等于三石粟来算，那么这一下就给东魏朝廷收到了六十万石赋税，是现在齐国所剩国库的五分之一、整个齐国勋贵封爵所消耗的食邑年禄，等于说可以再养一批新的勋贵。
而用脚指头想都知道，这样的清查肯定未尽全功，至少有两三倍的人口仍旧被豪强大户所把持着，即上百万的钱粮被吞没了。
这都是朝廷的钱呐呐呐呐呐！
因此无怪各地豪强要反抗了，里面的利润实在巨大，一个大家族几乎等于小暗国，关东地区的豪族像瀛冀诸刘、清河张宋、泰山羊、东平毕、并州王以及濮阳侯，每一个都是从魏晋乃至两汉时期就存在的绵延数百年之大族，一郡近万室都是同宗，烟火连接似疆场，比屋而居若长城。
当初宋世良给高洋上策进言，希望他如汉武帝迁众豪强去茂陵，让这些大家族去没有士族的空虚郡国，一是让这些小宗在当地做官，有机会做大、自立门户，二是分开他们的地缘纽带，稀释情感和势力，使无异图。
但高洋没有采纳，考虑到如今河北士族对高殷的无限支持，那很有讲究了。
所以摆在高殷目前的问题，一是需要继续改造均田制，使得它成长为府兵制那样能够摒弃旧陋、焕发新活力的制度，二是能够查出更多的隐匿人口，让国家掌握的大量土地恢复生产、获得赋税，从而提高国家的实力，也就提高了他这个皇帝所拥有的资源。
而无论是晋阳，还是河北、关东诸地的豪强勋贵，虽然互相的官爵、思想不同，但利益立场都是一样的，尽可能在国家权力的掩护下多吃多占，多薅国家羊毛。换谁取代他们的位置都是如此。
对此，就必须要与这些豪族斗智斗勇，让他们吐出相应的人口土地，使高殷这个新君获得名与实的双重效忠。
幽州如今人口稀缺，此前在战争中俘获的周军俘虏，除却充作敢死营的食干与士兵外，其余都迁徙到了幽州这地广人稀之所，一来将幽州作为高殷想要发展得和淮南一样的新基本盘，二来也是削弱河东地区的人口，让未来齐国攻略得以更加容易。
如今高殷上位不久、恩威未伸，但毕竟已经登基称帝，是正式的皇帝，名分是他最有力量的武器。
即便他自己不够，但再搭上一个孝文帝的正统传承，总是够了吧？这就涉及到了齐国的立国法统。
北魏孝文帝是魏帝中最有作为者，迁都洛阳，禁胡服，断北语、易胡姓、定律令，全面推行汉化改革，以中原正统自居，因此被汉族士人尊为“四三皇而六五帝”的圣主，也使得北朝汉人找到了精神家园，视北魏为正统。
孝文帝的后代也成为元魏宗室里最华贵者，因此高欢才以“高祖不得无后”的理由立元修为帝。
“自从金德衰微，晋朝对天下失去控制，群伪竞相僭越，致使人伦幽败，礼崩乐坏。魏孝文帝以睿圣统天，克复旧典，将均周、汉旧章，然尚未云就，朕思续其宏业，以光太和之德，得全魏之墟。”
在齐国讲复兴大魏梦是政治正确，尤其是孝文时期的制度，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否则就是否认大齐立国之基。
孝文帝曾有意模仿周汉的旧制，重新改易度量衡的标准，但终究因为当时迁都洛阳，事务繁多，所以最后没能实行。
所以推行均田令、改易度量衡，就是承续孝文帝之遗业，就成为构建东魏乃至北齐正统性的有力手段，把他未竟的事业做好了，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应，也就完善了自己继承北魏的正统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