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水区。
经历了放权让利（1978-1984年）、两权分离（1985-1993年）阶段后，改革进入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1994年至今）。
1999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方针、改革思路、改革措施等方面有许多重要进展。
当时政府主要实施了多项措施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加大兼并破产工作力度、加快结构调整、加大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工作力度、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实施债转股等。
江州作为老工业基地之一，国有企业比例大，国企就业人员数量多。
在国企改革中，下岗职工数量较大，再就业工作十分艰巨。
江州市作为老工业基地，自1998年以来经历了类似的艰难转型。
截至2005年，江州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从1997年的31.6万人减少到2005年的13.4万人，累计下岗人数超过18万人，失业率在2003年曾一度达到7.8%的历史高峰。
江州棉纺厂曾经是江州市的龙头企业，成立于1950年代，最辉煌时期拥有职工近万人，是当地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在2003年突然宣布破产倒闭，引发了全市范围内的震动。
江州棉纺厂的问题代表了当时许多国有企业的通病：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实际上，根据市场供需情况，企业只需要约2000名员工就能维持正常运转，但却背负着近万人的工资福利负担。
生产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产品竞争力不强，加上市场竞争加剧，导致企业连续多年亏损。
到2003年底破产时，企业资产总值仅为1.2亿元，而负债总额高达3.7亿元，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资不抵债意味着企业的全部债务超过其资产总值，导致企业缺乏足够资产来偿还债务的财务状况。
当企业的负债总额大于资产总额，即所有者权益为负数时，就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
江州棉纺厂倒闭后，近万名职工一夜之间失去工作，只有少部分年轻职工获得了微薄的买断工龄补偿，大多数老职工几乎没有任何安置费用。
这导致大量下岗职工家庭陷入贫困，整个江州市的失业率暴涨，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
江州棉纺厂的案例并非个例。
同一时期，江州市还有多家中小国有企业面临同样问题：生产效率低下、人员臃肿、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导致倒闭。
2000-2005年间，江州市共有137家国有企业完成改制或破产关闭，影响职工人数超过全市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60%。
现在的江州玻璃器皿厂也只是其中一个资不抵债即将倒闭的企业而已。
该厂成立于1958年，曾经是江州地区最大的玻璃制品生产企业，产品甚至出口到苏联和东欧国家。
但是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体制僵化，企业也逐渐陷入困境。
截至2005年，江州玻璃器皿厂拥有职工1146人，其中离退休人员就有287人，每年仅医疗费用支出就高达100多万元。
企业设备老化，大部分生产线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产品品种单一，无法与新兴民营企业灵活多变的生产销售策略竞争。
工厂已经连续亏损8年，累计亏损额达到2000万元，负债总额1800万元，而资产估值仅有900万元，也已经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
上周，市政府终于批准了玻璃器皿厂的破产改制方案，今天这一消息刚刚传达给职工，立即引发了强烈的反应。
老工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曾经辉煌的国有企业会走到破产的地步，担心自己为企业奉献一生后老无所依。
年轻职工则愤怒于自己“铁饭碗”突然被打破，面临成家立业却突然失业的困境。
这就是为什么明朗、陈满仓和沈若兰今天会遇到眼前这一幕。
雨中聚集的工人们不是故意制造事端，而是感到无助和恐慌，不知道未来该何去何从。
那个摔倒的刘师傅，在厂里工作了三十多年，曾经是省级劳模，如今却只能躺在冰冷的雨水中痛苦呻吟，成为了这场改革阵痛中最直接的受害者。
红色的奇瑞QQ在雨中艰难前行，雨刮器急速摆动，勉强刮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
车内，受伤的刘师傅痛苦地呻吟着，沈若兰不断安慰着他，同时用手帕轻轻擦拭他额头上的雨水和汗水。
“谢谢你们啊。”陪同在后座照顾刘师傅的一位中年工人说道：“要不是你们，刘师傅这伤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
明朗专注地看着前方路况，问道：“老师傅怎么称呼？在玻璃器皿厂做什么工作的？”
“我叫张建国，是厂里吹制车间的副主任。刘师傅是我们车间的老技术员，一辈子都在跟玻璃打交道，手艺那是没得说。可是……”张建国叹了口气：“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厂子都要没了。”
陈满仓转过头来问：“厂里情况真的这么糟糕吗？怎么突然就要破产了？”
“唉，早就不行了。”张建国摇摇头：“厂里负担太重，光退休职工就几百人，每年医药费报销都压得喘不过气。设备还是七八十年代的老机器，能耗高，效率低，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仓库里堆满了滞销的玻璃杯、花瓶，都是老样式，现在市场上谁还要啊？”
沈若兰关切地问：“那厂里有没有想过转型？开发新产品？”
“想啊，怎么没想！”张建国无奈地说：“三年前就提出要引进国外的生产线，生产高档玻璃工艺品。可是申请资金需要层层审批，等批文下来，市场机会早就错过了。民营企业反应快，一下子就把市场占领了。我们这种老国企，机制不活，负担又重，怎么跟人家竞争？”
明朗默默地听着，心中感慨万千。
“厂里现在有多少职工？”明朗问道。
“在岗的还有一千多人，加上离退休的，两百多人。”张建国说：“听说破产后，只有少数年轻人能拿到一点补偿金，像刘师傅这样还有几年就退休的老工人，都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医保社保要是断了，那可真是要命啊。”
刘师傅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微弱地呻吟着：“厂子不能倒啊……我干了三十多年……说没就没了……”
沈若兰安慰道：“老师傅，您先别想这些，身体要紧。”
终于到了市中心医院，明朗和陈满仓帮忙把刘师傅送进急诊室。
经诊断，刘师傅左臂骨折，并有轻微脑震荡，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办理住院手续时，医院要求先交5000元押金。
张建国面露难色，凑遍全身也只有几百元。
明朗毫不犹豫地拿出信用卡：“我先垫上，救人要紧。”
张建国激动地握住明朗的手：“这怎么好意思……厂里现在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您……”
明朗摆摆手：“先不说这些，把老师傅照顾好最重要。”
安顿好刘师傅后，明朗三人准备离开。
临走前，明朗递给张建国一张名片：“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厂里的事情，或许我能提供一些建议。”
回程的路上，雨渐渐小了，但车内的气氛依然凝重。
陈满仓首先打破了沉默：“这些老国企的问题真是积重难返啊，明明是国家的重要资产，怎么就成了负担呢？”
沈若兰轻声说：“那么多工人一下子失去工作，以后怎么办啊？刚才在医院，我看到好几个下岗职工来看病，都说医保断了，不敢住院，只能开点药回家忍着。”
明朗凝视着前方的道路，缓缓说道：“国企改革是必由之路，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改，而在于怎么改，像江州棉纺厂那样一破了之，简单粗暴，留下大量社会问题；但也有些企业通过渐进式改革，实现了软着陆。”
“小明有什么想法？”陈满仓问道。
明朗沉吟片刻：“玻璃器皿厂的核心问题是人员负担重、设备落后、产品缺乏竞争力。但如果能够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淘汰落后产能，保留有竞争力的部分；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同时妥善安置职工，不是简单地把他们推向社会，或许还有重生可能。”
沈若兰若有所思地说：“但是这样做需要大量资金和精力，谁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呢？”
明朗微微一笑：“或许有人愿意尝试。毕竟，这个厂有着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和老工艺人的宝贵经验，这些都是无形资产啊。”
雨已经停了，天边出现了一道淡淡的彩虹。
明朗希望，这道彩虹也能出现在江州玻璃器皿厂的上空，给那些无助的工人们带来一线希望。
喜欢重生后边造国货边炒股成全球首富
经历了放权让利（1978-1984年）、两权分离（1985-1993年）阶段后，改革进入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1994年至今）。
1999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方针、改革思路、改革措施等方面有许多重要进展。
当时政府主要实施了多项措施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加大兼并破产工作力度、加快结构调整、加大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工作力度、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实施债转股等。
江州作为老工业基地之一，国有企业比例大，国企就业人员数量多。
在国企改革中，下岗职工数量较大，再就业工作十分艰巨。
江州市作为老工业基地，自1998年以来经历了类似的艰难转型。
截至2005年，江州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从1997年的31.6万人减少到2005年的13.4万人，累计下岗人数超过18万人，失业率在2003年曾一度达到7.8%的历史高峰。
江州棉纺厂曾经是江州市的龙头企业，成立于1950年代，最辉煌时期拥有职工近万人，是当地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在2003年突然宣布破产倒闭，引发了全市范围内的震动。
江州棉纺厂的问题代表了当时许多国有企业的通病：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实际上，根据市场供需情况，企业只需要约2000名员工就能维持正常运转，但却背负着近万人的工资福利负担。
生产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产品竞争力不强，加上市场竞争加剧，导致企业连续多年亏损。
到2003年底破产时，企业资产总值仅为1.2亿元，而负债总额高达3.7亿元，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资不抵债意味着企业的全部债务超过其资产总值，导致企业缺乏足够资产来偿还债务的财务状况。
当企业的负债总额大于资产总额，即所有者权益为负数时，就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
江州棉纺厂倒闭后，近万名职工一夜之间失去工作，只有少部分年轻职工获得了微薄的买断工龄补偿，大多数老职工几乎没有任何安置费用。
这导致大量下岗职工家庭陷入贫困，整个江州市的失业率暴涨，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
江州棉纺厂的案例并非个例。
同一时期，江州市还有多家中小国有企业面临同样问题：生产效率低下、人员臃肿、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导致倒闭。
2000-2005年间，江州市共有137家国有企业完成改制或破产关闭，影响职工人数超过全市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60%。
现在的江州玻璃器皿厂也只是其中一个资不抵债即将倒闭的企业而已。
该厂成立于1958年，曾经是江州地区最大的玻璃制品生产企业，产品甚至出口到苏联和东欧国家。
但是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体制僵化，企业也逐渐陷入困境。
截至2005年，江州玻璃器皿厂拥有职工1146人，其中离退休人员就有287人，每年仅医疗费用支出就高达100多万元。
企业设备老化，大部分生产线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产品品种单一，无法与新兴民营企业灵活多变的生产销售策略竞争。
工厂已经连续亏损8年，累计亏损额达到2000万元，负债总额1800万元，而资产估值仅有900万元，也已经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
上周，市政府终于批准了玻璃器皿厂的破产改制方案，今天这一消息刚刚传达给职工，立即引发了强烈的反应。
老工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曾经辉煌的国有企业会走到破产的地步，担心自己为企业奉献一生后老无所依。
年轻职工则愤怒于自己“铁饭碗”突然被打破，面临成家立业却突然失业的困境。
这就是为什么明朗、陈满仓和沈若兰今天会遇到眼前这一幕。
雨中聚集的工人们不是故意制造事端，而是感到无助和恐慌，不知道未来该何去何从。
那个摔倒的刘师傅，在厂里工作了三十多年，曾经是省级劳模，如今却只能躺在冰冷的雨水中痛苦呻吟，成为了这场改革阵痛中最直接的受害者。
红色的奇瑞QQ在雨中艰难前行，雨刮器急速摆动，勉强刮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
车内，受伤的刘师傅痛苦地呻吟着，沈若兰不断安慰着他，同时用手帕轻轻擦拭他额头上的雨水和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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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若兰安慰道：“老师傅，您先别想这些，身体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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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朗毫不犹豫地拿出信用卡：“我先垫上，救人要紧。”
张建国激动地握住明朗的手：“这怎么好意思……厂里现在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您……”
明朗摆摆手：“先不说这些，把老师傅照顾好最重要。”
安顿好刘师傅后，明朗三人准备离开。
临走前，明朗递给张建国一张名片：“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厂里的事情，或许我能提供一些建议。”
回程的路上，雨渐渐小了，但车内的气氛依然凝重。
陈满仓首先打破了沉默：“这些老国企的问题真是积重难返啊，明明是国家的重要资产，怎么就成了负担呢？”
沈若兰轻声说：“那么多工人一下子失去工作，以后怎么办啊？刚才在医院，我看到好几个下岗职工来看病，都说医保断了，不敢住院，只能开点药回家忍着。”
明朗凝视着前方的道路，缓缓说道：“国企改革是必由之路，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改，而在于怎么改，像江州棉纺厂那样一破了之，简单粗暴，留下大量社会问题；但也有些企业通过渐进式改革，实现了软着陆。”
“小明有什么想法？”陈满仓问道。
明朗沉吟片刻：“玻璃器皿厂的核心问题是人员负担重、设备落后、产品缺乏竞争力。但如果能够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淘汰落后产能，保留有竞争力的部分；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同时妥善安置职工，不是简单地把他们推向社会，或许还有重生可能。”
沈若兰若有所思地说：“但是这样做需要大量资金和精力，谁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呢？”
明朗微微一笑：“或许有人愿意尝试。毕竟，这个厂有着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和老工艺人的宝贵经验，这些都是无形资产啊。”
雨已经停了，天边出现了一道淡淡的彩虹。
明朗希望，这道彩虹也能出现在江州玻璃器皿厂的上空，给那些无助的工人们带来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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