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术是中医临床常用的核心药材之一，其功效全面（健脾、燥湿、益气、安胎等），在调理脾胃、祛湿、益气等类别的方剂中应用极为广泛，是高频次出现的药材。从经典方剂到现代临床常用方，其出现频率显着高于一般药材，尤其在以下几类方剂中占据核心地位：
1. 经典方剂中的高频出现
在中医经典着作（如《伤寒论》《金匮要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的核心方剂中，白术的出现频率极高：
- 《伤寒论》《金匮要略》共载方约320首，其中含白术的方剂近40首，占比约12.5%，涉及祛湿、温里、补益等多个类别，如五苓散、真武汤、理中丸、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等。
-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宋代官方方剂集，收录大量常用方）中，含白术的方剂超过50首，占其载方总数的15%以上，代表方剂如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藿香正气散（后世加减版常用白术）等。
2. 现代临床常用方剂中的占比
在现代《方剂学》教材（中医本科核心教材）收录的300余首常用方剂中，含白术的方剂约50-60首，占比17%-20%，且多为“基础方”或“高频实用方”，主要集中在：
- 补益剂（尤其是补气剂）：几乎所有健脾补气的核心方剂均含白术，如四君子汤（基础方）、参苓白术散（脾虚湿盛）、补中益气汤（部分版本含白术）等，占补气剂总数的60%以上。
- 祛湿剂：在燥湿和胃、利水渗湿、温化寒湿类方剂中，白术出现频率超过40%，如苓桂术甘汤（温化水湿）、真武汤（温阳利水）、完带汤（祛湿止带）等。
- 固涩剂与安胎剂：治疗气虚自汗的玉屏风散（白术为核心药）、安胎的寿胎丸（加减版常用白术）等，占此类方剂的30%左右。
3. 高频出现的核心原因
白术的高频应用与其“健脾燥湿”的核心功效密切相关：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脾胃虚弱或湿邪困脾是多种疾病的基础病机，而白术既能补脾气（扶正），又能祛脾湿（祛邪），兼具“补”与“泻”的特性，适配范围极广，因此成为调理脾胃、祛湿化痰、益气固表等方剂中的“基石性药材”。
综上，白术在常用方剂中属于高频次核心药材，尤其在健脾、祛湿、益气类方剂中出现频率极高，是中医临床“调理脾胃”“祛湿扶正”的标志性药材之一。
白术在各大名医中的使用情况
白术作为中医“健脾燥湿”的核心药材，历代名医基于其药性特点，结合自身学术思想，形成了丰富的应用经验，其使用范围贯穿从外感病到内伤杂病的多个领域，以下为不同时期代表性名医的使用特点：
一、汉代：张仲景——奠基“祛湿温阳”之用
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是最早系统应用白术的医家之一，其对白术的使用奠定了后世临床基础，核心在于**“祛湿”与“温阳”的结合**：
- 治外感兼湿证：如五苓散（白术 茯苓、猪苓、泽泻），用白术健脾燥湿，助利水渗湿，治太阳病“蓄水证”（小便不利、水肿）；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以白术配茯苓化湿，解“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
- 治阳虚水停证：真武汤（白术 附子、茯苓、生姜），用白术燥湿健脾，助附子温阳化气，治肾阳虚水泛（肢体浮肿、畏寒肢冷），体现“温阳必健脾，健脾以助湿化”的思路。
- 治脾胃虚寒证：理中丸（白术 干姜、人参、甘草），以白术为核心健脾益气，配合干姜温阳，治“太阴病”（腹满腹痛、呕吐便溏），开创“白术健脾温中的经典配伍”。
张仲景对白术的应用，强调“湿邪为病，必健脾以化之”，其方剂中白术多与茯苓、干姜、附子等配伍，兼顾“祛湿”与“扶正”，为后世白术的临床应用确立了基本原则。
二、金代：李东垣——立“脾胃为本”，重白术“益气健脾”
李东垣（“脾胃学派”创始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将白术视为补脾胃、升清阳的核心药材，其应用更侧重“益气”而非单纯“燥湿”：
- 创“补中益气”类方：补中益气汤（白术 黄芪、人参、升麻），用白术健脾益气，助黄芪升提中气，治“气虚下陷”（脱肛、子宫下垂、乏力），强调白术“补而不滞，能助脾胃运化”。
- 治脾虚湿阻证：升阳益胃汤（白术 黄芪、茯苓、半夏），以白术健脾燥湿，配合升麻、柴胡升阳，治“脾胃虚弱、湿邪困遏”（倦怠、腹泻、舌苔白腻），体现“健脾需升阳，阳升则湿化”的思想。
李东垣将白术的“健脾”功效提升至“扶正祛邪之本”，认为白术能“助脾胃运化水谷，化生气血”，其用法使白术从“祛湿药”进一步成为“补益药”的核心成员。
三、元代：朱丹溪——滋阴派中“燥中求平”用白术
朱丹溪（“滋阴派”代表）主张“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虽重滋阴，但不废白术，其使用特点是**“燥湿不伤阴，健脾以助阴生”**：
- 治痰湿证：二陈汤（后世加减常用白术），以白术配半夏、茯苓，燥湿化痰，同时强调“白术性燥，需佐以少量滋阴药（如麦冬）”，防其耗伤阴津，治“痰湿内阻兼阴虚”（咳嗽痰多、口干不饮）。
- 治妇人病：针对“脾虚湿盛兼血虚”的月经不调、带下，用白术配当归、白芍，如白术散（白术 当归、芍药、川芎），健脾燥湿以止带，同时助气血生成，体现“脾健则血生，湿去则带止”。
朱丹溪对白术的应用，兼顾其燥湿之效与滋阴之需，为“阴虚兼湿”证的用药提供了平衡思路。
四、清代：叶天士——温病中“护脾胃、化湿浊”用白术
叶天士（温病学派代表）善治外感热病，其用白术的核心是**“顾护脾胃，防湿邪弥漫”**，尤其在温病后期或湿温病中：
- 湿温病（湿热证）：针对“湿重于热”（身热不扬、脘腹胀满、苔腻），用白术配厚朴、茯苓，燥湿健脾，助湿邪从脾而去，避免“湿邪困脾，热邪内陷”，如加减正气散（含白术）。
- 温病后期：热病耗伤气阴，见“脾虚乏力、纳差”，用白术配太子参、麦冬，健脾益气而不燥，助脾胃恢复运化，为“扶正托邪”奠定基础，体现“温病后期，脾为后天之本，不可不护”。
叶天士拓展了白术在热病中的应用，强调“湿邪始终关乎脾，白术能固脾以杜湿源”。
五、近现代：张锡纯——“新解药性”，扩大白术应用范围
张锡纯（近代中西医汇通派）结合现代认识，认为白术**“能升能降，能补能利”**，其应用突破传统：
- 治气虚便秘：提出“白术性虽燥，然大剂量（30-60克）用之，能通大便”，如用生白术配当归、肉苁蓉，治“脾虚不运、肠燥便秘”（打破“白术止泻”的固有认知）。
- 治肢体疼痛：针对“湿邪痹阻经络”（风湿痹痛），用白术配黄芪、当归，健脾燥湿以“杜湿之源”，同时助气血运行，通络止痛，如逐风通痹汤（含白术）。
- 治胎动不安：强调白术“能固胎气”，用炒白术配菟丝子、桑寄生，健脾益气以安胎，认为“脾健则气血足，胎自稳固”，其经验被现代临床广泛借鉴。
总结：名医使用的共性与特点
历代名医对白术的应用，虽因学术思想不同而各有侧重（如张仲景重祛湿温阳，李东垣重健脾益气，叶天士重护脾防湿），但核心均围绕其“健脾燥湿”的本质功效，且均强调：
1. 白术是“脾胃病”的核心药，无论虚实寒热，凡涉脾失健运、湿邪内停，皆可选用；
2. 配伍灵活：配干姜温脾，配茯苓渗湿，配黄芪益气，配当归养血，体现“合群而奏功”；
3. 炮制与剂量：根据证型调整（如燥湿用生白术，健脾用炒白术；轻症10-15克，重症30克以上）。
这种贯穿两千余年的高频使用，印证了白术在中医临床中的“基石地位”，其应用经验至今仍是中医处方的重要参考。
喜欢医道蒙尘，小中医道心未泯
1. 经典方剂中的高频出现
在中医经典着作（如《伤寒论》《金匮要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的核心方剂中，白术的出现频率极高：
- 《伤寒论》《金匮要略》共载方约320首，其中含白术的方剂近40首，占比约12.5%，涉及祛湿、温里、补益等多个类别，如五苓散、真武汤、理中丸、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等。
-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宋代官方方剂集，收录大量常用方）中，含白术的方剂超过50首，占其载方总数的15%以上，代表方剂如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藿香正气散（后世加减版常用白术）等。
2. 现代临床常用方剂中的占比
在现代《方剂学》教材（中医本科核心教材）收录的300余首常用方剂中，含白术的方剂约50-60首，占比17%-20%，且多为“基础方”或“高频实用方”，主要集中在：
- 补益剂（尤其是补气剂）：几乎所有健脾补气的核心方剂均含白术，如四君子汤（基础方）、参苓白术散（脾虚湿盛）、补中益气汤（部分版本含白术）等，占补气剂总数的60%以上。
- 祛湿剂：在燥湿和胃、利水渗湿、温化寒湿类方剂中，白术出现频率超过40%，如苓桂术甘汤（温化水湿）、真武汤（温阳利水）、完带汤（祛湿止带）等。
- 固涩剂与安胎剂：治疗气虚自汗的玉屏风散（白术为核心药）、安胎的寿胎丸（加减版常用白术）等，占此类方剂的30%左右。
3. 高频出现的核心原因
白术的高频应用与其“健脾燥湿”的核心功效密切相关：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脾胃虚弱或湿邪困脾是多种疾病的基础病机，而白术既能补脾气（扶正），又能祛脾湿（祛邪），兼具“补”与“泻”的特性，适配范围极广，因此成为调理脾胃、祛湿化痰、益气固表等方剂中的“基石性药材”。
综上，白术在常用方剂中属于高频次核心药材，尤其在健脾、祛湿、益气类方剂中出现频率极高，是中医临床“调理脾胃”“祛湿扶正”的标志性药材之一。
白术在各大名医中的使用情况
白术作为中医“健脾燥湿”的核心药材，历代名医基于其药性特点，结合自身学术思想，形成了丰富的应用经验，其使用范围贯穿从外感病到内伤杂病的多个领域，以下为不同时期代表性名医的使用特点：
一、汉代：张仲景——奠基“祛湿温阳”之用
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是最早系统应用白术的医家之一，其对白术的使用奠定了后世临床基础，核心在于**“祛湿”与“温阳”的结合**：
- 治外感兼湿证：如五苓散（白术 茯苓、猪苓、泽泻），用白术健脾燥湿，助利水渗湿，治太阳病“蓄水证”（小便不利、水肿）；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以白术配茯苓化湿，解“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
- 治阳虚水停证：真武汤（白术 附子、茯苓、生姜），用白术燥湿健脾，助附子温阳化气，治肾阳虚水泛（肢体浮肿、畏寒肢冷），体现“温阳必健脾，健脾以助湿化”的思路。
- 治脾胃虚寒证：理中丸（白术 干姜、人参、甘草），以白术为核心健脾益气，配合干姜温阳，治“太阴病”（腹满腹痛、呕吐便溏），开创“白术健脾温中的经典配伍”。
张仲景对白术的应用，强调“湿邪为病，必健脾以化之”，其方剂中白术多与茯苓、干姜、附子等配伍，兼顾“祛湿”与“扶正”，为后世白术的临床应用确立了基本原则。
二、金代：李东垣——立“脾胃为本”，重白术“益气健脾”
李东垣（“脾胃学派”创始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将白术视为补脾胃、升清阳的核心药材，其应用更侧重“益气”而非单纯“燥湿”：
- 创“补中益气”类方：补中益气汤（白术 黄芪、人参、升麻），用白术健脾益气，助黄芪升提中气，治“气虚下陷”（脱肛、子宫下垂、乏力），强调白术“补而不滞，能助脾胃运化”。
- 治脾虚湿阻证：升阳益胃汤（白术 黄芪、茯苓、半夏），以白术健脾燥湿，配合升麻、柴胡升阳，治“脾胃虚弱、湿邪困遏”（倦怠、腹泻、舌苔白腻），体现“健脾需升阳，阳升则湿化”的思想。
李东垣将白术的“健脾”功效提升至“扶正祛邪之本”，认为白术能“助脾胃运化水谷，化生气血”，其用法使白术从“祛湿药”进一步成为“补益药”的核心成员。
三、元代：朱丹溪——滋阴派中“燥中求平”用白术
朱丹溪（“滋阴派”代表）主张“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虽重滋阴，但不废白术，其使用特点是**“燥湿不伤阴，健脾以助阴生”**：
- 治痰湿证：二陈汤（后世加减常用白术），以白术配半夏、茯苓，燥湿化痰，同时强调“白术性燥，需佐以少量滋阴药（如麦冬）”，防其耗伤阴津，治“痰湿内阻兼阴虚”（咳嗽痰多、口干不饮）。
- 治妇人病：针对“脾虚湿盛兼血虚”的月经不调、带下，用白术配当归、白芍，如白术散（白术 当归、芍药、川芎），健脾燥湿以止带，同时助气血生成，体现“脾健则血生，湿去则带止”。
朱丹溪对白术的应用，兼顾其燥湿之效与滋阴之需，为“阴虚兼湿”证的用药提供了平衡思路。
四、清代：叶天士——温病中“护脾胃、化湿浊”用白术
叶天士（温病学派代表）善治外感热病，其用白术的核心是**“顾护脾胃，防湿邪弥漫”**，尤其在温病后期或湿温病中：
- 湿温病（湿热证）：针对“湿重于热”（身热不扬、脘腹胀满、苔腻），用白术配厚朴、茯苓，燥湿健脾，助湿邪从脾而去，避免“湿邪困脾，热邪内陷”，如加减正气散（含白术）。
- 温病后期：热病耗伤气阴，见“脾虚乏力、纳差”，用白术配太子参、麦冬，健脾益气而不燥，助脾胃恢复运化，为“扶正托邪”奠定基础，体现“温病后期，脾为后天之本，不可不护”。
叶天士拓展了白术在热病中的应用，强调“湿邪始终关乎脾，白术能固脾以杜湿源”。
五、近现代：张锡纯——“新解药性”，扩大白术应用范围
张锡纯（近代中西医汇通派）结合现代认识，认为白术**“能升能降，能补能利”**，其应用突破传统：
- 治气虚便秘：提出“白术性虽燥，然大剂量（30-60克）用之，能通大便”，如用生白术配当归、肉苁蓉，治“脾虚不运、肠燥便秘”（打破“白术止泻”的固有认知）。
- 治肢体疼痛：针对“湿邪痹阻经络”（风湿痹痛），用白术配黄芪、当归，健脾燥湿以“杜湿之源”，同时助气血运行，通络止痛，如逐风通痹汤（含白术）。
- 治胎动不安：强调白术“能固胎气”，用炒白术配菟丝子、桑寄生，健脾益气以安胎，认为“脾健则气血足，胎自稳固”，其经验被现代临床广泛借鉴。
总结：名医使用的共性与特点
历代名医对白术的应用，虽因学术思想不同而各有侧重（如张仲景重祛湿温阳，李东垣重健脾益气，叶天士重护脾防湿），但核心均围绕其“健脾燥湿”的本质功效，且均强调：
1. 白术是“脾胃病”的核心药，无论虚实寒热，凡涉脾失健运、湿邪内停，皆可选用；
2. 配伍灵活：配干姜温脾，配茯苓渗湿，配黄芪益气，配当归养血，体现“合群而奏功”；
3. 炮制与剂量：根据证型调整（如燥湿用生白术，健脾用炒白术；轻症10-15克，重症30克以上）。
这种贯穿两千余年的高频使用，印证了白术在中医临床中的“基石地位”，其应用经验至今仍是中医处方的重要参考。
喜欢医道蒙尘，小中医道心未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