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霄领旨躬身待令，弘历又抬眼道。
“你再传一道密令给西洋的探子——除了紧盯西洋诸国动向，更要在其境内暗中造势。”
弘历指尖在案上重重一顿，语气添了几分冷厉。
“要让西洋人都知道，这场天花不仅席卷他们本土，我大清沿海也深受其害，去年宁波、上海几处口岸，就因倭国商船私带疫者入境，闹得人心惶惶，损了多少性命与银钱。”
“让他们编些具体说辞，比如‘亲眼见倭国船工将病死同伴抛入大清港口’‘倭人故意用染病货物与西洋、大清交易’，专在酒馆、市集这些人多嘴杂的地方散播。”弘历续道。
“要让西洋人觉得，我大清与他们同遭此难，皆是拜倭国所赐。”
陈霄眼神一亮，躬身道：“皇上高明。如此一来，西洋人既恨倭国害了自己，又见我大清亦是受害者，自然更不会援助倭国，说不定还会与我大清一同施压，断了他们的后路。”
“正是这个道理。”弘历颔首。
“民意如潮，得让这潮水先淹了倭国的求援之路，即便德川幕府想向西洋借兵借粮，西洋诸国王室也得掂量掂量——百姓正恨倭国入骨，谁愿为这疫源祸首出头？”
弘历停顿片刻，加重语气：“切记要做得隐蔽，只当是西洋人自己‘查访’出的‘真相’。
找些在当地有声望的商人、学者‘无意间’佐证几句，比咱们自己喊十句都管用。”
“微臣明白，定不留下痕迹。”陈霄躬身退下。
几日后，宁波、上海的通商口岸渐渐有了些风声。
宁波码头，绸缎商王老板正跟卸货的伙计闲聊。
“听说没？北边传来的信，说倭国那边天花闹得凶，还往外跑船呢。”
伙计直起身擦汗：“跑船？不怕把病带过来？去年那阵子疫情，可不是就有倭国船偷偷靠岸，后来查出好几个带疫的？”
王老板咂嘴：“谁说不是呢，这要是真沾上边，生意可就没法做了。”
这话被旁边卸货的葡萄牙商人听了去，他皱着眉跟翻译嘀咕了几句，显然想起了自家港口最近也在闹天花。
上海的茶馆里，说书先生刚讲完一段江湖轶事，有人插话说起倭国疫情，立刻有人接话。
“我表叔在海关做事，说前几日扣了艘倭国小船，船上人神色慌张，搜出来的布条子都带着血，看着就邪乎。”
邻桌几个西洋商人正用银元买茶，闻言停下动作，其中一个法兰西商人问翻译。
“他们说倭国船有问题？”翻译含糊点头，他却已默默记在心里。
市集上，卖杂货的李婶跟主顾念叨。
“别买那些来路不明的倭国货了，听说那边人死得厉害，保不齐东西上带了脏东西。”
这话传得不远，却让几个常跟倭国做小生意的商贩犯了嘀咕，有人悄悄收了摊，打算先歇几日看看风向。
西洋商业街区里，英吉利商人杰克正跟同伴整理信件，其中一封提到伦敦出现零星天花病例，源头不明。
杰克忽然想起在码头听到的议论，皱眉道。
“大清商人似乎在说，倭国船上有疫病？”
同伴摇头：“只是传言吧，没实证。”但两人对视一眼，都没再提跟倭国商队续约的事。
这些零散的议论像水面涟漪，慢慢往外扩。
大清商民半是担忧半是愤懑，西洋人则将信将疑，只默默收紧了与倭国的往来。
不久后，潜伏在西洋各国的探子收到密旨，旋即按计行事。
伦敦码头的酒馆里，一个满脸风霜的“老海员”正用粗糙的手指敲着桌子。
“要说这天花的根由，得从五年前说起！那会儿我在倭国长崎港卸货，亲眼见他们把长痘的死人往海里扔，幕府的人拿着刀守着，谁敢往外说一个字？”
他灌了口酒，声音陡然拔高，“结果呢？四年前朝鲜就闹了疫，再往后——三年前大清爆发天花、两年前安南、去年咱们欧洲……哪回不是倭国商船先到，疫情后脚就来？
今年他们自己又炸了锅，这不是明摆着吗？”
周围的纤夫、货商听得连连点头，酒杯砸在桌上的声响里，满是恍然大悟的愤懑。
巴黎的市集上，药剂师摊位前围了不少人。
摊主举着一本泛黄的“商船日志”，故作神秘地说。
“这是我从一个退役船长那收的，上面记着呢——五年前倭国就有疫情，被幕府压得死死的。
四年前他们往朝鲜运货，卸货的码头没过仨月就成了疫区。
三年前大清爆发天花……”他指着日志上的航线标记。
“你们看这路线，像不像一条带毒的链子？”主妇们听得脸色发白，转头就告诫家人：“往后再别买倭国来的东西！”
维也纳街头，几个“学者”正围着布告栏张贴“疫情传播图”，红笔标注的时间线格外刺眼。
“五年前，倭国（隐瞒），四年前，朝鲜釜山（倭国商船频繁停靠后爆发），三年前，大清东北（倭国走私货物到大连），两年前，安南（倭国商船到访后爆发），去年，欧洲各港口（前往倭国通商的城市率先出现病例）。
今年，倭国全境大爆发。”
路过的市民对着时间线指指点点，一个面包师皱眉道：“这么一看，还真是从倭国传出来的？”
旁边立刻有人接话：“不然哪有这么巧的事！”
期间，有去过朝鲜的商人质疑：“我在朝鲜听说，他们疫情比倭国早啊？”
话音未落，就被一个常跑东亚航线的荷兰商人打断。
“那是倭国幕府瞒得严实！五年前我就在长崎，亲眼见他们封城，说是‘清理海盗’，后来才知道是闹天花！
朝鲜那回，就是萨摩藩的船带去的——他们船上的水手，好多脸上都带着痘疤！”
几个懂东亚事务的贩子也纷纷附和，把“时间线”“商船轨迹”说得有板有眼，质疑声渐渐消散。
这些精心编织的“证据”，像细密的网缠上欧洲市井。
底层百姓本就因疫情惶惶不安，如今有了清晰的“源头”和“传播链”，便如找到了宣泄口——酒馆里痛骂倭国的醉汉多了，市集上倭国货物无人问津，连码头工人都自发拒绝装卸装载倭国货物。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此时的养心殿内，弘历正翻着沿海奏报，见西洋商人已开始主动疏远倭国，指尖在“疫情时间线”上轻轻一点，喃喃自语。
“民心如秤，一旦秤砣偏向倭国为祸源，任谁想扶都扶不回来了。”
“你再传一道密令给西洋的探子——除了紧盯西洋诸国动向，更要在其境内暗中造势。”
弘历指尖在案上重重一顿，语气添了几分冷厉。
“要让西洋人都知道，这场天花不仅席卷他们本土，我大清沿海也深受其害，去年宁波、上海几处口岸，就因倭国商船私带疫者入境，闹得人心惶惶，损了多少性命与银钱。”
“让他们编些具体说辞，比如‘亲眼见倭国船工将病死同伴抛入大清港口’‘倭人故意用染病货物与西洋、大清交易’，专在酒馆、市集这些人多嘴杂的地方散播。”弘历续道。
“要让西洋人觉得，我大清与他们同遭此难，皆是拜倭国所赐。”
陈霄眼神一亮，躬身道：“皇上高明。如此一来，西洋人既恨倭国害了自己，又见我大清亦是受害者，自然更不会援助倭国，说不定还会与我大清一同施压，断了他们的后路。”
“正是这个道理。”弘历颔首。
“民意如潮，得让这潮水先淹了倭国的求援之路，即便德川幕府想向西洋借兵借粮，西洋诸国王室也得掂量掂量——百姓正恨倭国入骨，谁愿为这疫源祸首出头？”
弘历停顿片刻，加重语气：“切记要做得隐蔽，只当是西洋人自己‘查访’出的‘真相’。
找些在当地有声望的商人、学者‘无意间’佐证几句，比咱们自己喊十句都管用。”
“微臣明白，定不留下痕迹。”陈霄躬身退下。
几日后，宁波、上海的通商口岸渐渐有了些风声。
宁波码头，绸缎商王老板正跟卸货的伙计闲聊。
“听说没？北边传来的信，说倭国那边天花闹得凶，还往外跑船呢。”
伙计直起身擦汗：“跑船？不怕把病带过来？去年那阵子疫情，可不是就有倭国船偷偷靠岸，后来查出好几个带疫的？”
王老板咂嘴：“谁说不是呢，这要是真沾上边，生意可就没法做了。”
这话被旁边卸货的葡萄牙商人听了去，他皱着眉跟翻译嘀咕了几句，显然想起了自家港口最近也在闹天花。
上海的茶馆里，说书先生刚讲完一段江湖轶事，有人插话说起倭国疫情，立刻有人接话。
“我表叔在海关做事，说前几日扣了艘倭国小船，船上人神色慌张，搜出来的布条子都带着血，看着就邪乎。”
邻桌几个西洋商人正用银元买茶，闻言停下动作，其中一个法兰西商人问翻译。
“他们说倭国船有问题？”翻译含糊点头，他却已默默记在心里。
市集上，卖杂货的李婶跟主顾念叨。
“别买那些来路不明的倭国货了，听说那边人死得厉害，保不齐东西上带了脏东西。”
这话传得不远，却让几个常跟倭国做小生意的商贩犯了嘀咕，有人悄悄收了摊，打算先歇几日看看风向。
西洋商业街区里，英吉利商人杰克正跟同伴整理信件，其中一封提到伦敦出现零星天花病例，源头不明。
杰克忽然想起在码头听到的议论，皱眉道。
“大清商人似乎在说，倭国船上有疫病？”
同伴摇头：“只是传言吧，没实证。”但两人对视一眼，都没再提跟倭国商队续约的事。
这些零散的议论像水面涟漪，慢慢往外扩。
大清商民半是担忧半是愤懑，西洋人则将信将疑，只默默收紧了与倭国的往来。
不久后，潜伏在西洋各国的探子收到密旨，旋即按计行事。
伦敦码头的酒馆里，一个满脸风霜的“老海员”正用粗糙的手指敲着桌子。
“要说这天花的根由，得从五年前说起！那会儿我在倭国长崎港卸货，亲眼见他们把长痘的死人往海里扔，幕府的人拿着刀守着，谁敢往外说一个字？”
他灌了口酒，声音陡然拔高，“结果呢？四年前朝鲜就闹了疫，再往后——三年前大清爆发天花、两年前安南、去年咱们欧洲……哪回不是倭国商船先到，疫情后脚就来？
今年他们自己又炸了锅，这不是明摆着吗？”
周围的纤夫、货商听得连连点头，酒杯砸在桌上的声响里，满是恍然大悟的愤懑。
巴黎的市集上，药剂师摊位前围了不少人。
摊主举着一本泛黄的“商船日志”，故作神秘地说。
“这是我从一个退役船长那收的，上面记着呢——五年前倭国就有疫情，被幕府压得死死的。
四年前他们往朝鲜运货，卸货的码头没过仨月就成了疫区。
三年前大清爆发天花……”他指着日志上的航线标记。
“你们看这路线，像不像一条带毒的链子？”主妇们听得脸色发白，转头就告诫家人：“往后再别买倭国来的东西！”
维也纳街头，几个“学者”正围着布告栏张贴“疫情传播图”，红笔标注的时间线格外刺眼。
“五年前，倭国（隐瞒），四年前，朝鲜釜山（倭国商船频繁停靠后爆发），三年前，大清东北（倭国走私货物到大连），两年前，安南（倭国商船到访后爆发），去年，欧洲各港口（前往倭国通商的城市率先出现病例）。
今年，倭国全境大爆发。”
路过的市民对着时间线指指点点，一个面包师皱眉道：“这么一看，还真是从倭国传出来的？”
旁边立刻有人接话：“不然哪有这么巧的事！”
期间，有去过朝鲜的商人质疑：“我在朝鲜听说，他们疫情比倭国早啊？”
话音未落，就被一个常跑东亚航线的荷兰商人打断。
“那是倭国幕府瞒得严实！五年前我就在长崎，亲眼见他们封城，说是‘清理海盗’，后来才知道是闹天花！
朝鲜那回，就是萨摩藩的船带去的——他们船上的水手，好多脸上都带着痘疤！”
几个懂东亚事务的贩子也纷纷附和，把“时间线”“商船轨迹”说得有板有眼，质疑声渐渐消散。
这些精心编织的“证据”，像细密的网缠上欧洲市井。
底层百姓本就因疫情惶惶不安，如今有了清晰的“源头”和“传播链”，便如找到了宣泄口——酒馆里痛骂倭国的醉汉多了，市集上倭国货物无人问津，连码头工人都自发拒绝装卸装载倭国货物。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此时的养心殿内，弘历正翻着沿海奏报，见西洋商人已开始主动疏远倭国，指尖在“疫情时间线”上轻轻一点，喃喃自语。
“民心如秤，一旦秤砣偏向倭国为祸源，任谁想扶都扶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