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螺丝批》
——论《类人讲嘅你嘟信》中的技术暴力与语言抵抗
文/元诗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星图中，粤语诗歌犹如一颗被主流话语遮蔽的暗星，以其独特的语言质地和地域经验，持续发出异质性的光芒。树科的《类人讲嘅你嘟信》正是这样一首充满爆破力的作品，它通过粤方言的独特韵律和词汇选择，构建了一个关于技术文明、人类异化与语言抵抗的多维诗学空间。这首诗以看似简单的语言结构，却承载着厚重的哲学思考，在"猿"与"人"、"硅"与"血肉"、"螺丝批"与"命运"的张力中，揭示了当代人类存在的深刻困境。
诗歌开篇的"猿，猿人，人猿/家，家族，族群……"构成了一个精妙的进化论叙事压缩包。这三个词语的排列绝非随意，而是暗含了从生物学到文化学的认知跃迁。"猿"指向纯粹的动物性存在，"猿人"暗示进化过程中的过渡形态，而"人猿"这一倒置结构则已经预示着某种异化可能——当人类获得"人"的称号后，是否反而退化为另一种"猿"？这种词语游戏令人联想到德里达的"延异"概念，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在这里变得流动而不确定。第二行的"家，家族，族群"则进一步将这种进化叙事社会化，暗示着人类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的转变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使用的是粤语书面表达"家"而非普通话的"家庭"，这种语言选择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化立场的宣示。
诗歌第二节的"硅，赋能，类人/人类，俾反问命运！"突然将场景从生物进化转向技术文明。"硅"作为信息时代的基础物质，与首节的"猿"形成尖锐对比，勾勒出从碳基生命到硅基文明的巨大跨越。"赋能"这个当代科技话语中的热词被植入诗歌，暴露出技术理性对人类生活的全面殖民。而"类人"与"人类"的倒置呼应了首节的"人猿"结构，暗示在技术赋能下，真正的人类可能正在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类人"存在——人工智能、仿生人、赛博格。粤语特有的"俾反问命运"结构（"俾"在粤语中表示"被"）强化了主体性的丧失，人类从命运的主宰者变成了被命运反问的客体，这种语法上的被动化处理恰恰象征着技术时代人的主体性危机。
诗歌的转折点出现在"我拿住咗把螺丝批/问咗再问自己：杀得死我？"。这把突然出现的"螺丝批"（螺丝刀）是整首诗最富爆破力的意象。在技术哲学视野下，螺丝批不仅是工具理性的象征，更是福柯所说的"微观权力"的物质化身——它既能组装也能拆卸，既能创造也能毁灭。诗人"拿住"螺丝批的举动，既可能是对技术暴力的无奈接受，也可能是准备反抗的姿态。而"问咗再问自己：杀得死我？"这一自反性诘问，将诗歌推向存在主义的高峰。"杀得死我"在粤语中比普通话"能杀死我吗"更具直击力，"死"字被置于句末形成重音，凸显出对生命终极问题的直面。这个问题既指向技术对肉体的消灭可能，也暗含对精神死亡的忧虑——在技术全面统治下，人的本质是否已经死亡？
从诗学形式看，这首诗采用了极具张力的简约结构。全诗仅有三节七行，却完成了从人类学到技术哲学再到存在主义的宏大叙事。词语的选择和排列充满后现代拼贴色彩："硅"与"猿"并置，"赋能"与"命运"对质，日常工具"螺丝批"与形上问题"杀得死我"碰撞，产生出惊人的诗意火花。粤语的独特语法和词汇（如"咗"表示完成时，"俾"表示被动）不仅赋予诗歌地域特色，更形成了一种抵抗普通话霸权的话语政治。当标准汉语成为技术理性的话语载体时，方言可能恰恰保存着反抗异化的语言潜力。
在技术哲学谱系中，这首诗与海德格尔对"技术座架"的批判、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剖析形成对话。诗中"硅"所代表的信息技术已不仅仅是工具，而成为塑造人类存在方式的本体论力量。"赋能"一词的讽刺性使用，揭示了技术如何以解放的名义实施新的控制。而"螺丝批"这一意象令人联想到弗洛伊德的"解剖隐喻"——技术文明正在像外科医生一样解剖和重组人性本身。诗人通过极简的意象群，完成了对技术文明的全方位诊断：它既改变了人类的物质存在（从猿到硅），也重塑了社会组织形式（从家到族群），更威胁着个体的存在本质（杀得死我？）。
从文学传统看，这首诗延续了鲁迅"狂人日记"式的文化批判精神，只是将"吃人"的历史批判转向了"杀得死我"的技术批判。在语言实验方面，则与北岛早期诗歌中的意象并置和语义碰撞一脉相承，只是树科更强调方言在语言抵抗中的独特价值。与当代其他粤语诗歌相比，这首诗的特别之处在于将地域语言与全球性技术议题相结合，证明方言不仅能够表达地方经验，也能参与普世性哲学讨论。
诗歌结尾的自我诘问"杀得死我？"构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存在谜题。这个问题既可以被解读为技术暴力下的无力呻吟，也可以被理解为抵抗开始的宣言——当一个人还能用方言质问自己的死亡时，某种主体性或许正在苏醒。那把被握住的"螺丝批"，既是技术暴力的工具，也可能转变成德勒兹所说的"逃逸线"——通过拆卸技术理性的固定结构，或许能找到重建人性的可能。
《类人讲嘅你嘟信》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微型反讽。"类人"讲的话"你嘟信"（你都信），暗示着在技术充斥的当代社会，人们已经丧失了对话语真伪的辨别力，盲目相信各种"类人"实体（从AI到权威）的言说。而诗歌本身，则试图通过粤语的诗性力量，恢复人们对世界的真实感知和批判思考。
在技术全面渗透生活的时代，树科的这首诗犹如一声用方言发出的存在主义警报。它提醒我们：在从"猿"到"人"再到"类人"的进化链条上，真正的危机或许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我们丧失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质疑技术的能力。当诗人用粤语质问"杀得死我"时，他不仅是在询问技术的毁灭力量，更是在测试方言作为一种抵抗语言的生命力——只要还能用自己的母语言说痛苦和质疑，人性的火种就尚未熄灭。在这个意义上，《类人讲嘅你嘟信》不仅是一首关于技术异化的诗，更是一首关于语言救赎的诗。
——论《类人讲嘅你嘟信》中的技术暴力与语言抵抗
文/元诗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星图中，粤语诗歌犹如一颗被主流话语遮蔽的暗星，以其独特的语言质地和地域经验，持续发出异质性的光芒。树科的《类人讲嘅你嘟信》正是这样一首充满爆破力的作品，它通过粤方言的独特韵律和词汇选择，构建了一个关于技术文明、人类异化与语言抵抗的多维诗学空间。这首诗以看似简单的语言结构，却承载着厚重的哲学思考，在"猿"与"人"、"硅"与"血肉"、"螺丝批"与"命运"的张力中，揭示了当代人类存在的深刻困境。
诗歌开篇的"猿，猿人，人猿/家，家族，族群……"构成了一个精妙的进化论叙事压缩包。这三个词语的排列绝非随意，而是暗含了从生物学到文化学的认知跃迁。"猿"指向纯粹的动物性存在，"猿人"暗示进化过程中的过渡形态，而"人猿"这一倒置结构则已经预示着某种异化可能——当人类获得"人"的称号后，是否反而退化为另一种"猿"？这种词语游戏令人联想到德里达的"延异"概念，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在这里变得流动而不确定。第二行的"家，家族，族群"则进一步将这种进化叙事社会化，暗示着人类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的转变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使用的是粤语书面表达"家"而非普通话的"家庭"，这种语言选择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化立场的宣示。
诗歌第二节的"硅，赋能，类人/人类，俾反问命运！"突然将场景从生物进化转向技术文明。"硅"作为信息时代的基础物质，与首节的"猿"形成尖锐对比，勾勒出从碳基生命到硅基文明的巨大跨越。"赋能"这个当代科技话语中的热词被植入诗歌，暴露出技术理性对人类生活的全面殖民。而"类人"与"人类"的倒置呼应了首节的"人猿"结构，暗示在技术赋能下，真正的人类可能正在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类人"存在——人工智能、仿生人、赛博格。粤语特有的"俾反问命运"结构（"俾"在粤语中表示"被"）强化了主体性的丧失，人类从命运的主宰者变成了被命运反问的客体，这种语法上的被动化处理恰恰象征着技术时代人的主体性危机。
诗歌的转折点出现在"我拿住咗把螺丝批/问咗再问自己：杀得死我？"。这把突然出现的"螺丝批"（螺丝刀）是整首诗最富爆破力的意象。在技术哲学视野下，螺丝批不仅是工具理性的象征，更是福柯所说的"微观权力"的物质化身——它既能组装也能拆卸，既能创造也能毁灭。诗人"拿住"螺丝批的举动，既可能是对技术暴力的无奈接受，也可能是准备反抗的姿态。而"问咗再问自己：杀得死我？"这一自反性诘问，将诗歌推向存在主义的高峰。"杀得死我"在粤语中比普通话"能杀死我吗"更具直击力，"死"字被置于句末形成重音，凸显出对生命终极问题的直面。这个问题既指向技术对肉体的消灭可能，也暗含对精神死亡的忧虑——在技术全面统治下，人的本质是否已经死亡？
从诗学形式看，这首诗采用了极具张力的简约结构。全诗仅有三节七行，却完成了从人类学到技术哲学再到存在主义的宏大叙事。词语的选择和排列充满后现代拼贴色彩："硅"与"猿"并置，"赋能"与"命运"对质，日常工具"螺丝批"与形上问题"杀得死我"碰撞，产生出惊人的诗意火花。粤语的独特语法和词汇（如"咗"表示完成时，"俾"表示被动）不仅赋予诗歌地域特色，更形成了一种抵抗普通话霸权的话语政治。当标准汉语成为技术理性的话语载体时，方言可能恰恰保存着反抗异化的语言潜力。
在技术哲学谱系中，这首诗与海德格尔对"技术座架"的批判、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剖析形成对话。诗中"硅"所代表的信息技术已不仅仅是工具，而成为塑造人类存在方式的本体论力量。"赋能"一词的讽刺性使用，揭示了技术如何以解放的名义实施新的控制。而"螺丝批"这一意象令人联想到弗洛伊德的"解剖隐喻"——技术文明正在像外科医生一样解剖和重组人性本身。诗人通过极简的意象群，完成了对技术文明的全方位诊断：它既改变了人类的物质存在（从猿到硅），也重塑了社会组织形式（从家到族群），更威胁着个体的存在本质（杀得死我？）。
从文学传统看，这首诗延续了鲁迅"狂人日记"式的文化批判精神，只是将"吃人"的历史批判转向了"杀得死我"的技术批判。在语言实验方面，则与北岛早期诗歌中的意象并置和语义碰撞一脉相承，只是树科更强调方言在语言抵抗中的独特价值。与当代其他粤语诗歌相比，这首诗的特别之处在于将地域语言与全球性技术议题相结合，证明方言不仅能够表达地方经验，也能参与普世性哲学讨论。
诗歌结尾的自我诘问"杀得死我？"构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存在谜题。这个问题既可以被解读为技术暴力下的无力呻吟，也可以被理解为抵抗开始的宣言——当一个人还能用方言质问自己的死亡时，某种主体性或许正在苏醒。那把被握住的"螺丝批"，既是技术暴力的工具，也可能转变成德勒兹所说的"逃逸线"——通过拆卸技术理性的固定结构，或许能找到重建人性的可能。
《类人讲嘅你嘟信》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微型反讽。"类人"讲的话"你嘟信"（你都信），暗示着在技术充斥的当代社会，人们已经丧失了对话语真伪的辨别力，盲目相信各种"类人"实体（从AI到权威）的言说。而诗歌本身，则试图通过粤语的诗性力量，恢复人们对世界的真实感知和批判思考。
在技术全面渗透生活的时代，树科的这首诗犹如一声用方言发出的存在主义警报。它提醒我们：在从"猿"到"人"再到"类人"的进化链条上，真正的危机或许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我们丧失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质疑技术的能力。当诗人用粤语质问"杀得死我"时，他不仅是在询问技术的毁灭力量，更是在测试方言作为一种抵抗语言的生命力——只要还能用自己的母语言说痛苦和质疑，人性的火种就尚未熄灭。在这个意义上，《类人讲嘅你嘟信》不仅是一首关于技术异化的诗，更是一首关于语言救赎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