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里的会议结束后，周小小一行人带着新的任务和期望回到了公社。王处长最后的总结言犹在耳，“绿脉”绿的是人心，这让他们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不仅是对脚下的土地，更是对无数双渴望改变的眼睛。
技术交流网络的建立，最初只是信件往来。周小小她们将整理好的技术要点、海蓬子种子样本、以及改良后的海藻肥制作方法，寄送给各个试点单位，同时也收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回信，有的询问细节，有的分享本地经验，有的则诉说着遇到的新困难。信件缓慢，但知识的流动却让这片曾经封闭的土地感受到了外部的脉动。
随着交叉考察的开展，盐碱地改良的面貌变得更为立体。周小小和李文、赵卫国也分批去了其他试点考察学习。她们看到，在滨海地区，人们利用潮汐规律引水洗盐；在干旱区，有的地方创造了“沙压碱”的土法子，虽然粗糙却有效。每一次外出，都像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让她们意识到，面对盐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公式，真正的智慧蕴藏在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与之抗争的人身上。
赵卫国尤其兴奋，他带着他的测定仪，每到一处就忙着采集土壤和水样数据，晚上就在煤油灯下整理比对。他开始尝试将周小小她们的定性观察和自己的定量测量结合起来，绘制图表，寻找不同措施（如生态埂的高度、猫耳洞的密度）与土壤盐分下降速率、有机质提升水平之间的潜在关系。他虽然不再固执于书本教条，但科学训练的底色让他致力于将“土办法”里蕴含的道理说清楚、弄明白，使其更具可推广性。
然而，更大的变革之风开始吹拂这片土地。七十年代中后期，“农业学大寨”的运动进入高潮，全国各地都在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强调“与天斗、与地斗”，追求“一大二公”和粮食产量的硬指标。
这股风也吹到了公社。县里下了指示，要求学习大寨经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将零散的土地连成大片，便于机械化作业和规模化种植，目标是建设“大寨式”的丰产田。
消息传来，公社内部产生了分歧。以老书记和周小小为代表的一派感到忧虑。他们深知，这片土地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绿脉”系统是精细呵护、因地制宜的结果。那些生态埂、排水沟、猫耳洞，都是根据微地形、水盐运动规律精心设置的。如果强行推平土地，搞“一刀切”的大方田，很可能破坏这脆弱的生态平衡，导致改良成果毁于一旦。
“这地刚能喘口气，经不起这么大折腾啊！”老书记在公社会议上敲着烟袋锅，眉头紧锁，“大寨的经验是好，可那是山区，咱这是盐碱滩，情况不一样！咱们的‘绿脉’就像人身上的毛细血管，看着细，通着呢！不能为了好看，全给换成粗水管，那不一定好用啊！”
但另一位副社长则持不同意见：“学大寨是政治任务，是大方向！我们不能只盯着自己这一亩三分地，要算政治账！人家大寨能三战狼窝掌，七沟八梁一面坡，我们这点困难算什么？土地连片了，才能上机器，提高效率，才能为国家多打粮食！我们老是满足于种点碱蒿、养几只羊，什么时候能过黄河、跨长江？（指达到更高的粮食产量指标）”
赵卫国这次站在了周小小一边，他拿出自己绘制的土壤改良进度曲线图和地下水埋深变化图，试图用数据说明：“领导，你看，根据我们的监测，土壤改良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现在正处于关键巩固期。盲目推平土地，会彻底扰乱现有排水系统，深层盐碱很可能再次返上来，风险极大。”
主张学大寨的人则反驳：“小赵，你那些数据是现在的，我们要看的是未来！不能用保守的眼光束缚了手脚！要大干快上！”
争论异常激烈。周小小深知硬顶不是办法，她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学大寨精神我们坚决拥护，大干社会主义的决心我们也有。但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时间，也给我们一块试验田？我们选择一块条件最差的重盐碱地，严格按照县里要求的方田模式进行改造，同时保留我们现有的‘绿脉’模式区。我们用一年的时间，让事实说话，看哪种方式在这片盐碱地上更出效益。如果方田模式确实好，我们明年全面推广；如果不行，也避免了大的损失。”
这个方案既表达了态度，又留下了缓冲余地，最终获得了通过。县里也勉强同意，但要求“试验田”也要高标准建设，不能敷衍。
于是，公社划出了一片百亩左右的重碱地，开始了两种模式的并轨试验。一边，是机器轰鸣，人海战术，土地被推平，沟渠被填埋，建设整齐划一的大方田，准备种植上级推荐的高产玉米品种。另一边，周小小她们继续坚守着“绿脉”系统，精耕细作，种植着耐盐作物和发展饲料养殖。
那一年，所有人都铆足了劲。大方田那边，投入了巨大的劳力物力，深翻土地，大量施用调酸剂和化肥，试图强行压制盐碱。周小小她们则按照自己的节奏，疏通沟渠，维护水窖，增施海藻肥和畜粪，播下碱蒿和海蓬子。
春天，大方田的玉米苗在大量水肥的催灌下，长势似乎确实喜人，绿油油一片，看起来充满了希望。而“绿脉”区里的作物则显得有些“土气”，高矮不一。观望的社员中，开始有人议论，觉得也许推平土地才是正道。
周小小和李文心里捏着一把汗，但她们相信土地的自然规律。赵卫国则更加忙碌，他在两块田里设置了更多的监测点，记录着每一次灌溉后的土壤盐分变化、水分蒸发量、作物生长指标。
进入盛夏，考验如期而至。连续近一个月的晴热少雨天气，让大地蒸腾。问题首先出现在大方田。由于推平土地时破坏了原有的毛细管结构，又填平了排水沟，大水漫灌后，水分蒸发剧烈，盐分随着水分迅速上升到地表，形成了严重的“返盐”现象。原本绿油油的玉米苗开始大片大片地枯萎、发黄，地表甚至结起了一层白霜般的盐壳。社员们心急如焚，拼命浇水，但反而加剧了盐分上涌，形成了恶性循环。
而“绿脉”区则呈现另一番景象。生态埂和植被覆盖有效减少了水分蒸发，排水沟则保证了多余的水分（包括溶解的盐分）能够被带走，猫耳洞和水窖储存的宝贵水分在关键时刻通过毛细作用缓慢补充给作物。虽然作物生长速度不快，但却表现出惊人的耐受力，在干旱中依然顽强地保持着绿色。尤其是碱蒿和海蓬子，几乎 unaffected（未受影响），甚至因为耐盐抗旱的特性，长得更加茂盛。饲料充足，养殖区的羊群数量稳步增加。
事实无比清晰而残酷地摆在面前。秋收时，大方田的玉米几乎绝收，投入的成本血本无归。而“绿脉”区，粮食产量稳中有升，收获了大量饲料，畜牧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现金和肉食收入。数据的对比更是触目惊心：赵卫国的监测显示，大方田的土壤盐分含量不降反升，有机质下降；而“绿脉”区土壤状况持续改善。
这场“比武”彻底打消了公社内部的疑虑，也让县里无话可说。老书记在总结会上长长舒了一口气：“看来，这地啊，还得顺着它的性子来。学大寨，学的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是生搬硬套它的做法。咱们的‘绿脉’，就是盐碱地上的‘大寨田’！”
经此一役，周小小她们的改良模式在公社内部的地位更加稳固，也赢得了更大的自主空间。她们趁热打铁，将循环农业的理念进一步深化。除了碱蒿、海蓬子做饲料，她们尝试用碱蓬的嫩叶凉拌或做汤，味道独特，渐渐成了当地饭桌上一道特色菜。她们还尝试用收获的秸秆编织草帘、草垫，增加副业收入。
赵卫国将这次对比试验的详细数据写成了一份报告，附上了清晰的图表和分析，通过王处长呈送省里。这份报告引起了省农科所乃至更高层面专家的重视。它用科学的语言和无可辩驳的数据，证明了在盐碱地改良中，尊重自然规律、进行生态化、系统性改良的重要性，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更大范围的决策失误。
第二年春天，几位省里的老专家亲自来到了公社考察。他们仔细查看了对比试验田的遗迹和生机勃勃的“绿脉”系统，对周小小她们综合运用工程、生物、农艺措施的方法赞不绝口，尤其对她们发掘利用耐盐碱植物发展循环农业的思路给予了高度评价。
“你们这条路子走对了！”一位白发苍苍的土壤学家激动地说，“治理盐碱地，根本目的是为了人能更好地生活，而不是单纯追求粮食产量的数字。你们让这片不毛之地产生了经济价值，找到了人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是最大的成功！这比单纯种粮食意义更大！”
专家的肯定，带来了新的转机。省里决定，将“盐碱地韧性生态改良与循环利用模式”作为重点课题进行研究支持，拨付了专门的科研经费和设备，虽然依旧不多，但意义非凡。赵卫国被正式纳入这个课题组，负责数据监测和标准化总结。周小小和李文则被聘为“农民技术顾问”。
有了更专业的支持，他们的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赵卫国设计了一套更规范的田间记录手册，分发到社员手中，教他们记录简单的农事操作和观察现象。周小小则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和赵卫国一起，尝试将那些有效的“土办法”进行量化总结，比如“猫耳洞挖多深蓄水效果最好”、“生态埂多宽多高最经济实用”、“秸秆覆盖多厚既能保墒又不影响地温”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科技与乡土智慧不再是简单的谁主导谁，而是深度融合。赵卫国用科学原理解释了为什么芦苇席覆盖效果不逊于秸秆（因为芦苇中空，保温隔热性能更好），并据此改进了编织方法。周小小则根据老农的经验，调整了海藻肥的发酵时间，以减少腥味和提高肥效。
曾经隔阂的通信网络，也因为这次成功的验证而变得更加活跃和受到重视。周成业根据各地反馈的沟渠问题，绘制了不同地形下的标准化生态排水沟施工示意图，大大提高了新试点单位的建设效率。阿海寄来了更多海边耐盐经济植物的种子和介绍，拓展了他们的种质资源库。
时光就在这不断的摸索、验证、总结和推广中流逝。盐碱地上的绿色生态网络愈发坚韧而富有生机。它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挣扎，而是逐渐演变成一种与盐碱共存、并从中获取资源的独特生产方式。
社员的脸上有了更多笑容，碗里的内容丰富了，口袋里也有了零钱。公社甚至用卖羊和草编的收入，购买了一台小型的手扶拖拉机，用于饲料作物的运输和加工，进一步解放了劳力。
周小小和李文，这两位最初的开拓者，渐渐退出了具体的体力劳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技术指导、经验总结和培训新人上。她们成了真正的“土专家”，受到四里八乡的尊重。赵卫国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成为连接科研机构与田间地头的重要桥梁。
那年秋天，夕阳映照下的盐碱地，不再是白茫茫的荒凉，而是呈现出一种层次丰富的色彩：金黄的碱蒿穗、深绿的海蓬子丛、肥壮的羊群、以及田间劳作的社员古铜色的脸庞。
技术交流网络的建立，最初只是信件往来。周小小她们将整理好的技术要点、海蓬子种子样本、以及改良后的海藻肥制作方法，寄送给各个试点单位，同时也收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回信，有的询问细节，有的分享本地经验，有的则诉说着遇到的新困难。信件缓慢，但知识的流动却让这片曾经封闭的土地感受到了外部的脉动。
随着交叉考察的开展，盐碱地改良的面貌变得更为立体。周小小和李文、赵卫国也分批去了其他试点考察学习。她们看到，在滨海地区，人们利用潮汐规律引水洗盐；在干旱区，有的地方创造了“沙压碱”的土法子，虽然粗糙却有效。每一次外出，都像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让她们意识到，面对盐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公式，真正的智慧蕴藏在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与之抗争的人身上。
赵卫国尤其兴奋，他带着他的测定仪，每到一处就忙着采集土壤和水样数据，晚上就在煤油灯下整理比对。他开始尝试将周小小她们的定性观察和自己的定量测量结合起来，绘制图表，寻找不同措施（如生态埂的高度、猫耳洞的密度）与土壤盐分下降速率、有机质提升水平之间的潜在关系。他虽然不再固执于书本教条，但科学训练的底色让他致力于将“土办法”里蕴含的道理说清楚、弄明白，使其更具可推广性。
然而，更大的变革之风开始吹拂这片土地。七十年代中后期，“农业学大寨”的运动进入高潮，全国各地都在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强调“与天斗、与地斗”，追求“一大二公”和粮食产量的硬指标。
这股风也吹到了公社。县里下了指示，要求学习大寨经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将零散的土地连成大片，便于机械化作业和规模化种植，目标是建设“大寨式”的丰产田。
消息传来，公社内部产生了分歧。以老书记和周小小为代表的一派感到忧虑。他们深知，这片土地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绿脉”系统是精细呵护、因地制宜的结果。那些生态埂、排水沟、猫耳洞，都是根据微地形、水盐运动规律精心设置的。如果强行推平土地，搞“一刀切”的大方田，很可能破坏这脆弱的生态平衡，导致改良成果毁于一旦。
“这地刚能喘口气，经不起这么大折腾啊！”老书记在公社会议上敲着烟袋锅，眉头紧锁，“大寨的经验是好，可那是山区，咱这是盐碱滩，情况不一样！咱们的‘绿脉’就像人身上的毛细血管，看着细，通着呢！不能为了好看，全给换成粗水管，那不一定好用啊！”
但另一位副社长则持不同意见：“学大寨是政治任务，是大方向！我们不能只盯着自己这一亩三分地，要算政治账！人家大寨能三战狼窝掌，七沟八梁一面坡，我们这点困难算什么？土地连片了，才能上机器，提高效率，才能为国家多打粮食！我们老是满足于种点碱蒿、养几只羊，什么时候能过黄河、跨长江？（指达到更高的粮食产量指标）”
赵卫国这次站在了周小小一边，他拿出自己绘制的土壤改良进度曲线图和地下水埋深变化图，试图用数据说明：“领导，你看，根据我们的监测，土壤改良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现在正处于关键巩固期。盲目推平土地，会彻底扰乱现有排水系统，深层盐碱很可能再次返上来，风险极大。”
主张学大寨的人则反驳：“小赵，你那些数据是现在的，我们要看的是未来！不能用保守的眼光束缚了手脚！要大干快上！”
争论异常激烈。周小小深知硬顶不是办法，她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学大寨精神我们坚决拥护，大干社会主义的决心我们也有。但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时间，也给我们一块试验田？我们选择一块条件最差的重盐碱地，严格按照县里要求的方田模式进行改造，同时保留我们现有的‘绿脉’模式区。我们用一年的时间，让事实说话，看哪种方式在这片盐碱地上更出效益。如果方田模式确实好，我们明年全面推广；如果不行，也避免了大的损失。”
这个方案既表达了态度，又留下了缓冲余地，最终获得了通过。县里也勉强同意，但要求“试验田”也要高标准建设，不能敷衍。
于是，公社划出了一片百亩左右的重碱地，开始了两种模式的并轨试验。一边，是机器轰鸣，人海战术，土地被推平，沟渠被填埋，建设整齐划一的大方田，准备种植上级推荐的高产玉米品种。另一边，周小小她们继续坚守着“绿脉”系统，精耕细作，种植着耐盐作物和发展饲料养殖。
那一年，所有人都铆足了劲。大方田那边，投入了巨大的劳力物力，深翻土地，大量施用调酸剂和化肥，试图强行压制盐碱。周小小她们则按照自己的节奏，疏通沟渠，维护水窖，增施海藻肥和畜粪，播下碱蒿和海蓬子。
春天，大方田的玉米苗在大量水肥的催灌下，长势似乎确实喜人，绿油油一片，看起来充满了希望。而“绿脉”区里的作物则显得有些“土气”，高矮不一。观望的社员中，开始有人议论，觉得也许推平土地才是正道。
周小小和李文心里捏着一把汗，但她们相信土地的自然规律。赵卫国则更加忙碌，他在两块田里设置了更多的监测点，记录着每一次灌溉后的土壤盐分变化、水分蒸发量、作物生长指标。
进入盛夏，考验如期而至。连续近一个月的晴热少雨天气，让大地蒸腾。问题首先出现在大方田。由于推平土地时破坏了原有的毛细管结构，又填平了排水沟，大水漫灌后，水分蒸发剧烈，盐分随着水分迅速上升到地表，形成了严重的“返盐”现象。原本绿油油的玉米苗开始大片大片地枯萎、发黄，地表甚至结起了一层白霜般的盐壳。社员们心急如焚，拼命浇水，但反而加剧了盐分上涌，形成了恶性循环。
而“绿脉”区则呈现另一番景象。生态埂和植被覆盖有效减少了水分蒸发，排水沟则保证了多余的水分（包括溶解的盐分）能够被带走，猫耳洞和水窖储存的宝贵水分在关键时刻通过毛细作用缓慢补充给作物。虽然作物生长速度不快，但却表现出惊人的耐受力，在干旱中依然顽强地保持着绿色。尤其是碱蒿和海蓬子，几乎 unaffected（未受影响），甚至因为耐盐抗旱的特性，长得更加茂盛。饲料充足，养殖区的羊群数量稳步增加。
事实无比清晰而残酷地摆在面前。秋收时，大方田的玉米几乎绝收，投入的成本血本无归。而“绿脉”区，粮食产量稳中有升，收获了大量饲料，畜牧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现金和肉食收入。数据的对比更是触目惊心：赵卫国的监测显示，大方田的土壤盐分含量不降反升，有机质下降；而“绿脉”区土壤状况持续改善。
这场“比武”彻底打消了公社内部的疑虑，也让县里无话可说。老书记在总结会上长长舒了一口气：“看来，这地啊，还得顺着它的性子来。学大寨，学的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是生搬硬套它的做法。咱们的‘绿脉’，就是盐碱地上的‘大寨田’！”
经此一役，周小小她们的改良模式在公社内部的地位更加稳固，也赢得了更大的自主空间。她们趁热打铁，将循环农业的理念进一步深化。除了碱蒿、海蓬子做饲料，她们尝试用碱蓬的嫩叶凉拌或做汤，味道独特，渐渐成了当地饭桌上一道特色菜。她们还尝试用收获的秸秆编织草帘、草垫，增加副业收入。
赵卫国将这次对比试验的详细数据写成了一份报告，附上了清晰的图表和分析，通过王处长呈送省里。这份报告引起了省农科所乃至更高层面专家的重视。它用科学的语言和无可辩驳的数据，证明了在盐碱地改良中，尊重自然规律、进行生态化、系统性改良的重要性，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更大范围的决策失误。
第二年春天，几位省里的老专家亲自来到了公社考察。他们仔细查看了对比试验田的遗迹和生机勃勃的“绿脉”系统，对周小小她们综合运用工程、生物、农艺措施的方法赞不绝口，尤其对她们发掘利用耐盐碱植物发展循环农业的思路给予了高度评价。
“你们这条路子走对了！”一位白发苍苍的土壤学家激动地说，“治理盐碱地，根本目的是为了人能更好地生活，而不是单纯追求粮食产量的数字。你们让这片不毛之地产生了经济价值，找到了人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是最大的成功！这比单纯种粮食意义更大！”
专家的肯定，带来了新的转机。省里决定，将“盐碱地韧性生态改良与循环利用模式”作为重点课题进行研究支持，拨付了专门的科研经费和设备，虽然依旧不多，但意义非凡。赵卫国被正式纳入这个课题组，负责数据监测和标准化总结。周小小和李文则被聘为“农民技术顾问”。
有了更专业的支持，他们的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赵卫国设计了一套更规范的田间记录手册，分发到社员手中，教他们记录简单的农事操作和观察现象。周小小则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和赵卫国一起，尝试将那些有效的“土办法”进行量化总结，比如“猫耳洞挖多深蓄水效果最好”、“生态埂多宽多高最经济实用”、“秸秆覆盖多厚既能保墒又不影响地温”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科技与乡土智慧不再是简单的谁主导谁，而是深度融合。赵卫国用科学原理解释了为什么芦苇席覆盖效果不逊于秸秆（因为芦苇中空，保温隔热性能更好），并据此改进了编织方法。周小小则根据老农的经验，调整了海藻肥的发酵时间，以减少腥味和提高肥效。
曾经隔阂的通信网络，也因为这次成功的验证而变得更加活跃和受到重视。周成业根据各地反馈的沟渠问题，绘制了不同地形下的标准化生态排水沟施工示意图，大大提高了新试点单位的建设效率。阿海寄来了更多海边耐盐经济植物的种子和介绍，拓展了他们的种质资源库。
时光就在这不断的摸索、验证、总结和推广中流逝。盐碱地上的绿色生态网络愈发坚韧而富有生机。它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挣扎，而是逐渐演变成一种与盐碱共存、并从中获取资源的独特生产方式。
社员的脸上有了更多笑容，碗里的内容丰富了，口袋里也有了零钱。公社甚至用卖羊和草编的收入，购买了一台小型的手扶拖拉机，用于饲料作物的运输和加工，进一步解放了劳力。
周小小和李文，这两位最初的开拓者，渐渐退出了具体的体力劳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技术指导、经验总结和培训新人上。她们成了真正的“土专家”，受到四里八乡的尊重。赵卫国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成为连接科研机构与田间地头的重要桥梁。
那年秋天，夕阳映照下的盐碱地，不再是白茫茫的荒凉，而是呈现出一种层次丰富的色彩：金黄的碱蒿穗、深绿的海蓬子丛、肥壮的羊群、以及田间劳作的社员古铜色的脸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