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递交辞呈时，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楼下穿梭的学生，心里反倒踏实了。那些行政职务带来的琐碎与应酬，像一层磨人的茧，终于被我亲手剥开。从此，实验室的灯光成了我最熟悉的伙伴，敲击键盘的脆响、数据记录仪的蜂鸣，比任何会议发言都让我心安。
日子在反复的实验与演算中流逝，成果却像春天的笋，噌噌地冒了出来。论文一篇篇登上核心期刊，收到用稿通知的那天，我总会把信封在手里捏很久，感受着纸张边缘的锋利——那是知识刺破混沌的力量。学术专着出版时，我特意在扉页写上“献给纯粹的研究”，油墨香里，藏着我对科研最本真的敬畏。
可省里的科研立项，却像道迈不过的坎。每次申报材料递上去，回来的总是千篇一律的回复：“研究方向创新性不足”“方法体系待完善”。我对着那些评审意见琢磨到深夜，实在想不通——我的数据扎实，结论严谨，哪里比不上那些“高大上”的噱头？
院科研主任找我谈话时，手指在桌面上敲出规律的轻响：“杨教授，你得学会用用人脉。”他抬眼看我，语气里带着点过来人的点拨，“那些电厂的领导，不少是你的老同学吧？跑一跑，搞搞厂校联合，横向项目不就来了吗？”
我当然懂他的意思。可彼时我的课表排得密不透风，早上八点进教室，晚上四点才出来，喉咙哑得说不出话，连喝口水的功夫都得挤。更重要的是，我打心底里怵那些“人脉”。我就是个讲专业课的教授，手里没权，兜里没钱，人家厂长经理凭什么买我的账？若是我的学生当了领导，或许还能凭几分师生情分搭个话，可学校刚升本科没多久，连硕士点都还没批下来，这念想终究是镜花水月。再者说，我这情商，怕是刚开口就得冷场。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守着实验室更靠谱。
好在之前的项目积累了些名气，教研项目也做得有声有色。那年学校搞“123人才工程”评选，我竟被评上了校内十大专家。颁奖那天，校长亲自为我戴红花，台下掌声雷动，我站在台上，手心直冒汗——这荣誉太沉，沉得让我想起那些在实验室熬过的通宵。没多久，东北电力集团又给了我个“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称号，全校就那么几个人得此殊荣，走到哪儿，都有人笑着打招呼：“杨教授，您这可是咱学校的招牌啊！”
更让我意外的是，我成了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顺理成章地进了职称评审委员会。那段日子，真是风光无限。去食堂打饭，师傅总会多给我舀一勺菜；路上碰到学生，问好的声音能甜到心坎里。评审期间，家里的电话就没停过，铃声像催命符似的，一响就得赶紧接。门铃也热闹，开门常撞见陌生面孔，手里拎着烟酒茶糖，往我手里一塞就跑，跟完成任务似的。我每次都追出去，把东西塞回他们怀里——我当评委是为了守住公平，不是为了中饱私囊。那些人被我追得慌了神，只好灰溜溜地收回东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那时候的我，像被捧在云端，真有点飘飘然。直到有天中午，和校长一起回家——我们住一个门洞，他快走两步推开单元门，笑着让我先进。我竟没多想，一脚就迈了进去。刚进门就后悔了：校长虽比我年轻，但人家是领导，我这举动也太不懂事了。回头看他，他脸上还挂着笑，可眼神里那点微妙的变化，像根细针，轻轻扎了我一下。
真正的“针”，藏在教授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几位校领导坐在前排，旁若无人地抽着烟，烟雾在会场里盘旋，呛得我嗓子发痒。那可是庄重的场合，墙上还挂着“学术为本，严谨治学”的横幅呢！我脑子一热，“腾”地站起来：“各位领导，会议室里不能抽烟吧？既违反规定，也影响大家健康。”
话音刚落，全场都静了。教授们的目光“唰”地全聚在我身上，有惊讶，有佩服，也有几分担忧。那几位抽烟的领导，脸“腾”地红了，手里的烟在指间捻着，最后狠狠摁灭在烟灰缸里，动作重得像在发泄不满。我坐下时，后背已经湿透了——刚才那股勇气，不知跑哪儿去了。
教师座谈会上，我又犯了“老毛病”。原本只想提提教学建议，可看到党委书记也在，不知怎的就激动起来。“领导们总说要贴近教师，可上下班都坐专车，我们坐在通勤大客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见过你们？”我越说越急，连他们“上班迟到”都抖了出来，“这不是给老师们树坏榜样吗？”
话说出口，我就知道糟了。党委书记的脸沉得像要下雨，周围的老师都低着头，没人敢接话。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最要命的是职称评审委员会的那次会议。校长推门进来时，全体评委“唰”地全站起来了，就我一个人稳稳坐着。我不是故意的，是真的没有反应过来——我正盯着手里的评审材料，琢磨着那个老师的论文数据。等我抬起头，看见校长的目光扫过我，落在我没站起来的身影上，那眼神里的寒意，比寒冬的风还冷。
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通知：不再担任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
这个消息像块石头，在教师群里激起了千层浪。有人说我收了礼被查了，有人猜我教学出了事故，甚至还有人传我生活作风有问题。我走到哪儿，都能感觉到背后的目光，像无数根针扎着。昔日那些笑脸相迎的人，见了我要么低头快走，要么假装没看见。那种从云端跌落泥潭的滋味，比黄莲还苦。
新任教研室主任给了我“第一击”。那次一起监考，离结束还有十分钟，考场只剩一个学生了。我下午有课，急着去吃饭，跟主任打了声招呼就走了。下午回教研室，他一脸严肃地说：“你擅自早退，我要报你教学事故。”
我吓出一身冷汗，刚想求饶，手摸到兜里几张纸——是上午在考场收缴的小抄，上面的题目跟考题一模一样。我把小抄往桌上一拍：“考题泄露了，你要报我事故，我就报你教学事故！”他脸一白，立刻软了：“算了算了，咱俩扯平。”
我心里清楚，这不过是高校里的潜规则。师生互评制度下，学生评教直接影响职称，老师们为了“优秀”，考前漏题成了公开的秘密。那些学生，拿着泄露的考题背答案，考个高分皆大欢喜，谁还在乎知识学没学到？
失去评委光环后，我的日子越来越难。有次期末考试，我竟忘了把考卷准时送到考场，还是王院长念旧情，亲自跑了一趟，才没让我被学校严惩。判卷时，又发现一份满分试卷——答案跟我给的标准答案一字不差，连标点都没错。我当时就火了：这不仅漏题，连答案都泄了！
我知道，考题只有我和另一个老师知道。冲到他办公室，我把试卷拍在他桌上：“是不是你泄的题？”他起初死不承认，直到我说要报纪委，他才“扑通”跪下，哭着求我：“是领导让我干的，求你别上报，这是我最后的底线，打死也不能说谁指使的。”
看着他涕泪横流的样子，我心软了。是啊，报上去又能怎样？查来查去，最后可能还是不了了之，反倒把我自己推到风口浪尖。我叹了口气，转身走了。那扇办公室的门在我身后关上，也关住了我对“学术殿堂”最后一点幻想。
后来有人问我，是不是校领导报复我。我摇摇头——真不是。每年寒暑假，正是职称评审最忙的时候。可我女儿在南方定居，老伴也跟过去了，我总得去团聚吧？评审需要一次次投票，哪能总缺席？学校换了人，也在情理之中。
但我心里清楚，就算不缺席，以我那“愤青”脾气，怕是也坐不稳那个位置。我总以为，只要坚守原则，就能在浑浊里活出清澈，却忘了水至清则无鱼。那些脱口而出的批评，那些不合时宜的坚持，终究让我付出了代价。
如今再想起那些日子，像看一场别人的戏。只是戏散了，留在心里的疤，偶尔还会隐隐作痛——那是理想撞上现实，碎掉的声音。
日子在反复的实验与演算中流逝，成果却像春天的笋，噌噌地冒了出来。论文一篇篇登上核心期刊，收到用稿通知的那天，我总会把信封在手里捏很久，感受着纸张边缘的锋利——那是知识刺破混沌的力量。学术专着出版时，我特意在扉页写上“献给纯粹的研究”，油墨香里，藏着我对科研最本真的敬畏。
可省里的科研立项，却像道迈不过的坎。每次申报材料递上去，回来的总是千篇一律的回复：“研究方向创新性不足”“方法体系待完善”。我对着那些评审意见琢磨到深夜，实在想不通——我的数据扎实，结论严谨，哪里比不上那些“高大上”的噱头？
院科研主任找我谈话时，手指在桌面上敲出规律的轻响：“杨教授，你得学会用用人脉。”他抬眼看我，语气里带着点过来人的点拨，“那些电厂的领导，不少是你的老同学吧？跑一跑，搞搞厂校联合，横向项目不就来了吗？”
我当然懂他的意思。可彼时我的课表排得密不透风，早上八点进教室，晚上四点才出来，喉咙哑得说不出话，连喝口水的功夫都得挤。更重要的是，我打心底里怵那些“人脉”。我就是个讲专业课的教授，手里没权，兜里没钱，人家厂长经理凭什么买我的账？若是我的学生当了领导，或许还能凭几分师生情分搭个话，可学校刚升本科没多久，连硕士点都还没批下来，这念想终究是镜花水月。再者说，我这情商，怕是刚开口就得冷场。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守着实验室更靠谱。
好在之前的项目积累了些名气，教研项目也做得有声有色。那年学校搞“123人才工程”评选，我竟被评上了校内十大专家。颁奖那天，校长亲自为我戴红花，台下掌声雷动，我站在台上，手心直冒汗——这荣誉太沉，沉得让我想起那些在实验室熬过的通宵。没多久，东北电力集团又给了我个“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称号，全校就那么几个人得此殊荣，走到哪儿，都有人笑着打招呼：“杨教授，您这可是咱学校的招牌啊！”
更让我意外的是，我成了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顺理成章地进了职称评审委员会。那段日子，真是风光无限。去食堂打饭，师傅总会多给我舀一勺菜；路上碰到学生，问好的声音能甜到心坎里。评审期间，家里的电话就没停过，铃声像催命符似的，一响就得赶紧接。门铃也热闹，开门常撞见陌生面孔，手里拎着烟酒茶糖，往我手里一塞就跑，跟完成任务似的。我每次都追出去，把东西塞回他们怀里——我当评委是为了守住公平，不是为了中饱私囊。那些人被我追得慌了神，只好灰溜溜地收回东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那时候的我，像被捧在云端，真有点飘飘然。直到有天中午，和校长一起回家——我们住一个门洞，他快走两步推开单元门，笑着让我先进。我竟没多想，一脚就迈了进去。刚进门就后悔了：校长虽比我年轻，但人家是领导，我这举动也太不懂事了。回头看他，他脸上还挂着笑，可眼神里那点微妙的变化，像根细针，轻轻扎了我一下。
真正的“针”，藏在教授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几位校领导坐在前排，旁若无人地抽着烟，烟雾在会场里盘旋，呛得我嗓子发痒。那可是庄重的场合，墙上还挂着“学术为本，严谨治学”的横幅呢！我脑子一热，“腾”地站起来：“各位领导，会议室里不能抽烟吧？既违反规定，也影响大家健康。”
话音刚落，全场都静了。教授们的目光“唰”地全聚在我身上，有惊讶，有佩服，也有几分担忧。那几位抽烟的领导，脸“腾”地红了，手里的烟在指间捻着，最后狠狠摁灭在烟灰缸里，动作重得像在发泄不满。我坐下时，后背已经湿透了——刚才那股勇气，不知跑哪儿去了。
教师座谈会上，我又犯了“老毛病”。原本只想提提教学建议，可看到党委书记也在，不知怎的就激动起来。“领导们总说要贴近教师，可上下班都坐专车，我们坐在通勤大客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见过你们？”我越说越急，连他们“上班迟到”都抖了出来，“这不是给老师们树坏榜样吗？”
话说出口，我就知道糟了。党委书记的脸沉得像要下雨，周围的老师都低着头，没人敢接话。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最要命的是职称评审委员会的那次会议。校长推门进来时，全体评委“唰”地全站起来了，就我一个人稳稳坐着。我不是故意的，是真的没有反应过来——我正盯着手里的评审材料，琢磨着那个老师的论文数据。等我抬起头，看见校长的目光扫过我，落在我没站起来的身影上，那眼神里的寒意，比寒冬的风还冷。
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通知：不再担任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
这个消息像块石头，在教师群里激起了千层浪。有人说我收了礼被查了，有人猜我教学出了事故，甚至还有人传我生活作风有问题。我走到哪儿，都能感觉到背后的目光，像无数根针扎着。昔日那些笑脸相迎的人，见了我要么低头快走，要么假装没看见。那种从云端跌落泥潭的滋味，比黄莲还苦。
新任教研室主任给了我“第一击”。那次一起监考，离结束还有十分钟，考场只剩一个学生了。我下午有课，急着去吃饭，跟主任打了声招呼就走了。下午回教研室，他一脸严肃地说：“你擅自早退，我要报你教学事故。”
我吓出一身冷汗，刚想求饶，手摸到兜里几张纸——是上午在考场收缴的小抄，上面的题目跟考题一模一样。我把小抄往桌上一拍：“考题泄露了，你要报我事故，我就报你教学事故！”他脸一白，立刻软了：“算了算了，咱俩扯平。”
我心里清楚，这不过是高校里的潜规则。师生互评制度下，学生评教直接影响职称，老师们为了“优秀”，考前漏题成了公开的秘密。那些学生，拿着泄露的考题背答案，考个高分皆大欢喜，谁还在乎知识学没学到？
失去评委光环后，我的日子越来越难。有次期末考试，我竟忘了把考卷准时送到考场，还是王院长念旧情，亲自跑了一趟，才没让我被学校严惩。判卷时，又发现一份满分试卷——答案跟我给的标准答案一字不差，连标点都没错。我当时就火了：这不仅漏题，连答案都泄了！
我知道，考题只有我和另一个老师知道。冲到他办公室，我把试卷拍在他桌上：“是不是你泄的题？”他起初死不承认，直到我说要报纪委，他才“扑通”跪下，哭着求我：“是领导让我干的，求你别上报，这是我最后的底线，打死也不能说谁指使的。”
看着他涕泪横流的样子，我心软了。是啊，报上去又能怎样？查来查去，最后可能还是不了了之，反倒把我自己推到风口浪尖。我叹了口气，转身走了。那扇办公室的门在我身后关上，也关住了我对“学术殿堂”最后一点幻想。
后来有人问我，是不是校领导报复我。我摇摇头——真不是。每年寒暑假，正是职称评审最忙的时候。可我女儿在南方定居，老伴也跟过去了，我总得去团聚吧？评审需要一次次投票，哪能总缺席？学校换了人，也在情理之中。
但我心里清楚，就算不缺席，以我那“愤青”脾气，怕是也坐不稳那个位置。我总以为，只要坚守原则，就能在浑浊里活出清澈，却忘了水至清则无鱼。那些脱口而出的批评，那些不合时宜的坚持，终究让我付出了代价。
如今再想起那些日子，像看一场别人的戏。只是戏散了，留在心里的疤，偶尔还会隐隐作痛——那是理想撞上现实，碎掉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