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的空气里，火药味浓得几乎凝成实质。
日军华北驻屯军的演习规模一次大过一次。
飞机的轰鸣声，时常穿透淆城与巩镇指挥所的墙壁，敲打在池越和秦晔的心头。
地图上，代表日军前进据点的箭头，像毒藤蔓一样，朝着他们的方向又延伸了几分。
压力之下，池秦二人的应对近乎同步。
几乎是在默契无声中，两人的部队开始向外蠕动。
以演习和剿匪的名义为掩护，淆城与巩镇以北的山脉、丘陵、河道、村落，被迅速改造为一道道死亡防线。
“前沿阵地前推，主阵地纵深远射，梯次配置。不能让他们一锤子就砸到城下。”
秦晔在电话里对池越说，他的声音透过嘈杂的线路，带着一丝疲惫的坚定。
他们的防线，像两只悄然伸出的拳头，在外围紧紧地抵在了一起，构成一个更具弹性和纵深的防御体系。
士兵们挖战壕、修碉堡，都知道这是在为一场迟早要来的大战做准备。
“北望计划”在刀尖上进行，每一次物资输送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终于，关外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回音。
联络员带回了抗联的消息，那些微薄的援助在冰天雪地里成了救命之火。
更令人心潮澎湃的是，随消息一同带来的，还有一封没有署名、没有抬头、字迹却苍劲有力的信。
写信人的身份，池越和秦晔心知肚明。
那是马占山——一位名字本身就代表着东北抵抗精神的将军。
自“九一八”日寇的铁蹄踏破沈阳，他便在黑龙江畔打响了抗日第一枪，其“江桥抗战”震动了全国。
即便后来一度诈降复又起义，最终兵败退入苏联，于1933年辗转返回天津租界寓居。
但马占山依然是所有东北抵抗力量心中一面不倒的旗帜。
他虽身困津门租界，无兵无权，但通过秘密渠道（亲信、商人、地下工作者）与散布在东北、华北的原东北军旧部一直保持着联系。
他的一举一动，仍牵动着关外无数义士的心。
信的内容，主要是勉励他在关外的旧部。
告诫他们抗战艰苦卓绝，务必要心存信念，保存力量，紧密联络，以待时机。
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悲壮与坚韧。
而在信件的最后，添了寥寥数语，墨迹似乎与前面略有不同，像是深思熟虑后郑重加上的：
“近闻关内亦有义士，心系黑土，不避艰险，输械筹粮以助我等袍泽。
此等高义，雪中送炭，吾等闻之，无不感念于怀，甚慰于心。
诸位同志之牺牲奉献，必不会被历史遗忘。”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
但这寥寥数语，已重逾千钧。
两人传阅后，沉默良久。
池越将信纸折好，递还给秦晔：“收起来吧。”
秦晔郑重地将其收回那个小筒，点了点头：“他知道我们，他认可我们。”
他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我们所做的，有意义。”
这封来自天津，辗转东北，最后来到他们面前的秘密信件，像一道无声的闪电，照亮了他们孤独前行的道路。
巨大的外部压力与这微弱却坚定的精神回响，使得他们之间的纽带更为牢固。
他们共享着这个秘密，也共享着这份日益沉重的责任。
关外的反抗行动，如同蚊叮蚁附般，虽不致命，却实实在在地牵制了日军的部分精力。
虽然这些抵抗最终大多被日军优势兵力粉碎，但它们拖延了日军巩固占领区、抽调主力南下华北的时间表。
这使得关东军无法迅速、毫无后顾之忧地将主力投入关内战场，必须留下相当兵力用于“清剿”和维稳。
华北驻屯军对淆城、巩镇这类“硬骨头”的评估也变得更加审慎，未敢轻易发起正面突击。
很快，年底最大的冲击到来。
“西安出事了！张、杨兵谏，扣了江委员长！”
消息如飓风般席卷而来，瞬间让所有针对外敌的部署蒙上了内乱的阴影。
巩镇的指挥部里，电话铃响彻不停，电报房彻夜灯火通明，所有军官的脸上都写满了震惊、茫然和恐惧。
最初的一刻，官兵们的心都沉到了谷底。
内乱再起？
夏国真的要分崩离析了？
那日本人岂不是……
秦晔则盯着地图上西安的位置，眉头紧锁，一言不发，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显示出内心的极度不平静。
那几天，时间仿佛凝固。
他们命令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不仅防日军，也警惕着任何可能从内部而来的混乱。
空气紧张得一点就着。
直到十几天后，消息再次传来：事变和平解决，江委员长已返回洛阳，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秦晔紧绷的弦猛地一松，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难以置信的狂喜。
池越接到电报时，愣了好几秒，随即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杯乱响：“成了！”
他脸上是压抑不住的激动和兴奋，“妈的！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几乎在同一时间，秦晔的电话直接打到了他的指挥部。
线路那头，秦晔的声音依旧克制，但语速比平时快了不少，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明亮：
“池兄，消息属实。局面……明朗了。”
“是啊，明朗了！”池越对着话筒，声音轻快，“这下，咱们不是孤军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像一道强光，刺破了笼罩在华北上空的沉重阴霾。
虽然前路依然艰险，战争依然不可避免，但压在他们心头最大的那块石头——
“内战”的枷锁——被打破了。
他们从此不再是孤悬敌前的散兵游勇，他们所做的一切，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属于整个民族的方向。
放下电话，池越和秦晔不约而同地走到窗前，望向外面。
天色依旧寒冷，但他们的目光似乎已经穿透了眼前的寒冬，看到了某种虽然惨烈却充满希望的未来。
日军华北驻屯军的演习规模一次大过一次。
飞机的轰鸣声，时常穿透淆城与巩镇指挥所的墙壁，敲打在池越和秦晔的心头。
地图上，代表日军前进据点的箭头，像毒藤蔓一样，朝着他们的方向又延伸了几分。
压力之下，池秦二人的应对近乎同步。
几乎是在默契无声中，两人的部队开始向外蠕动。
以演习和剿匪的名义为掩护，淆城与巩镇以北的山脉、丘陵、河道、村落，被迅速改造为一道道死亡防线。
“前沿阵地前推，主阵地纵深远射，梯次配置。不能让他们一锤子就砸到城下。”
秦晔在电话里对池越说，他的声音透过嘈杂的线路，带着一丝疲惫的坚定。
他们的防线，像两只悄然伸出的拳头，在外围紧紧地抵在了一起，构成一个更具弹性和纵深的防御体系。
士兵们挖战壕、修碉堡，都知道这是在为一场迟早要来的大战做准备。
“北望计划”在刀尖上进行，每一次物资输送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终于，关外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回音。
联络员带回了抗联的消息，那些微薄的援助在冰天雪地里成了救命之火。
更令人心潮澎湃的是，随消息一同带来的，还有一封没有署名、没有抬头、字迹却苍劲有力的信。
写信人的身份，池越和秦晔心知肚明。
那是马占山——一位名字本身就代表着东北抵抗精神的将军。
自“九一八”日寇的铁蹄踏破沈阳，他便在黑龙江畔打响了抗日第一枪，其“江桥抗战”震动了全国。
即便后来一度诈降复又起义，最终兵败退入苏联，于1933年辗转返回天津租界寓居。
但马占山依然是所有东北抵抗力量心中一面不倒的旗帜。
他虽身困津门租界，无兵无权，但通过秘密渠道（亲信、商人、地下工作者）与散布在东北、华北的原东北军旧部一直保持着联系。
他的一举一动，仍牵动着关外无数义士的心。
信的内容，主要是勉励他在关外的旧部。
告诫他们抗战艰苦卓绝，务必要心存信念，保存力量，紧密联络，以待时机。
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悲壮与坚韧。
而在信件的最后，添了寥寥数语，墨迹似乎与前面略有不同，像是深思熟虑后郑重加上的：
“近闻关内亦有义士，心系黑土，不避艰险，输械筹粮以助我等袍泽。
此等高义，雪中送炭，吾等闻之，无不感念于怀，甚慰于心。
诸位同志之牺牲奉献，必不会被历史遗忘。”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
但这寥寥数语，已重逾千钧。
两人传阅后，沉默良久。
池越将信纸折好，递还给秦晔：“收起来吧。”
秦晔郑重地将其收回那个小筒，点了点头：“他知道我们，他认可我们。”
他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我们所做的，有意义。”
这封来自天津，辗转东北，最后来到他们面前的秘密信件，像一道无声的闪电，照亮了他们孤独前行的道路。
巨大的外部压力与这微弱却坚定的精神回响，使得他们之间的纽带更为牢固。
他们共享着这个秘密，也共享着这份日益沉重的责任。
关外的反抗行动，如同蚊叮蚁附般，虽不致命，却实实在在地牵制了日军的部分精力。
虽然这些抵抗最终大多被日军优势兵力粉碎，但它们拖延了日军巩固占领区、抽调主力南下华北的时间表。
这使得关东军无法迅速、毫无后顾之忧地将主力投入关内战场，必须留下相当兵力用于“清剿”和维稳。
华北驻屯军对淆城、巩镇这类“硬骨头”的评估也变得更加审慎，未敢轻易发起正面突击。
很快，年底最大的冲击到来。
“西安出事了！张、杨兵谏，扣了江委员长！”
消息如飓风般席卷而来，瞬间让所有针对外敌的部署蒙上了内乱的阴影。
巩镇的指挥部里，电话铃响彻不停，电报房彻夜灯火通明，所有军官的脸上都写满了震惊、茫然和恐惧。
最初的一刻，官兵们的心都沉到了谷底。
内乱再起？
夏国真的要分崩离析了？
那日本人岂不是……
秦晔则盯着地图上西安的位置，眉头紧锁，一言不发，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显示出内心的极度不平静。
那几天，时间仿佛凝固。
他们命令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不仅防日军，也警惕着任何可能从内部而来的混乱。
空气紧张得一点就着。
直到十几天后，消息再次传来：事变和平解决，江委员长已返回洛阳，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秦晔紧绷的弦猛地一松，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难以置信的狂喜。
池越接到电报时，愣了好几秒，随即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杯乱响：“成了！”
他脸上是压抑不住的激动和兴奋，“妈的！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几乎在同一时间，秦晔的电话直接打到了他的指挥部。
线路那头，秦晔的声音依旧克制，但语速比平时快了不少，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明亮：
“池兄，消息属实。局面……明朗了。”
“是啊，明朗了！”池越对着话筒，声音轻快，“这下，咱们不是孤军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像一道强光，刺破了笼罩在华北上空的沉重阴霾。
虽然前路依然艰险，战争依然不可避免，但压在他们心头最大的那块石头——
“内战”的枷锁——被打破了。
他们从此不再是孤悬敌前的散兵游勇，他们所做的一切，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属于整个民族的方向。
放下电话，池越和秦晔不约而同地走到窗前，望向外面。
天色依旧寒冷，但他们的目光似乎已经穿透了眼前的寒冬，看到了某种虽然惨烈却充满希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