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队队流民，在甄别、清洁、培训后，被分发生产工具，安置在一个个安南人荒废的聚落上。
这些流民，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拥有土地。
尽管感觉上了贼船，但还是难掩心中的兴奋。
尤其是这些土地10年不必交租子，这样生产出来的粮食，不都是自己的吗？
要知道，这时候，就算是一些所谓“大善人”，收租也要收5成左右。而朝廷的赋税，那就更不用说了，一些小农可能都会被逼破产。
初步安顿下来之后，男丁们便按照保甲体系参加民团，成为一名光荣的团丁。
这些新的村落，团练教头不再是来自海防，而是就近选派。
在上一阶段的征伐中，民团表现相当突出，一部分有战功，又想留在当地的青壮便多了一份兼职——在这些新的村落中当教头。
安南东北部面积并不算特别大，操练之日，团练教头们仅需提前半天到一天前去即可。
不过大多数人选择了举家迁徙，他们原来的田地保留，可出租或雇人耕种，而且在新的村子，还可以再分一份。
朱祁镇给他们的待遇是丰厚的，上次参战的民团都有战利品分红，包括但不限于土地、粮食、木材、布匹、铁器等缴获物资。
此外，每个直接参战的村民都收到了5两银子的特殊津贴，对立功者更有重奖！
如太平村等13家“原始股”，封赏在二十两以上者，有230余人。拔擢到兰芳军当基层军官者有169人。
而且，此次行动中所有阵亡、伤残的团丁，其家属都能收到连续5到10年不等的粮食抚恤……
对于这些新移民，绝大多数是兼顾农户与团丁的角色。
因为眼下最紧迫的事，是填补安南人真空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肥沃的土地，荒废数月便会长满杂草。
村落的房屋，如果失去维护，也是仅需数月到一两年不等，就会漏水漏风，如果再没人维护，便会逐渐坍圮。
海防不缺兵员，海军方面，疍民不论男女老幼，是天然的水手。这些人海军与渔业都容纳不下，他们很多人选择转型为农民。
陆军方面，之前已经有大量人口积累，包括海防的正规军，包括南洋群岛中的屯田军，都已满编满员。
这些新移民又没有什么专业技术，大多是一些倒霉的老实人，或者是游手好闲之辈，本身也需要种种地来沉淀一下。
总体上，朱祁镇非常满意目前的移民政策。
唯一令他不满意的，不是移民中有点悬殊的男女比例，而是这些移民过于零散分散，彼此没有什么亲缘关系。
这种人口结构，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是安置方便，没有宗族这个大家庭，很多事情推行起来几乎没阻力。
坏处是凝聚力不够，杂姓村在与外人争斗，特别是打仗时，很容易出现二五仔。
当然，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什么势力能威胁到红河平原上的移民村落……
朱祁镇骨子里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在他看来，宗法是国家之根脉基石，可以说，没有宗族，便没有民族，没有国家。
这种观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沦陷，神州陆沉，但遍地的坞堡在客观上增加了胡人君主的统治成本。有土地、有城防、有家兵的世家大族，多少有些和异族议价的本钱。
他们或许有许多人，主动或被动与异族君主合作，但如果没有坞堡和大族，羯人是否会更加暴虐？
一切都不好说。
而辽金乃至前元，华北大地上的大族、义军等等，也能为自己争取一个相对没那么糟糕的处境……
从长远看，宗族与纲常伦理结合，可以有效增强一个族群凝聚力，提升抗风险能力。
从短期看，宗族在对外扩张、开拓殖民地上有无与伦比的独特优势。
因此，朱祁镇在努力扩大治下百姓的宗族意识，好在明代以后宗法制的影响松动，民间也可大规模修家谱、建祠堂，祭祀五世以上的祖先。
这样做并非没代价，比如会提升对基层的控制难度，大族一旦发生民变，县官想弹压非常困难。
不过即便有这样的代价，在朱祁镇看来，这也是值得的。
这个时代，要想对村镇完全掌控，效费比本就太高，而且不现实。
而且，扶植宗族，尽管会有一些弊端，但能让基层更有序，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维护治安，或者是在家族内部，总归有一种秩序。
对国家来说，这样做能让血条更厚。
而且对地方官来说，激起民变总要背锅，宗族强大了，对地方官是一种力量的补充，也是一个权力的制衡。
在朝廷实力强大的情况下，最多不过拼凑数万民兵的宗族武装在正规军面前不够看。
但一旦朝廷衰微，面临异族威胁，地方则可以迅速藩镇化，成为保存文明火种的一个个堡垒。
安史之乱后，唐朝能苟一百多年，节度使功不可没。
倘若明末崇祯帝舍得放权，放任地方崛起，大明没准还能多续百八十年……
君不见清末朝廷被迫开放团练，湘军淮军北洋相继崛起，“你带清”又苟了几十年。
朱祁镇的规划并不复杂，以宗族聚散沙，进而燃起国族意识，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
一旦点亮这一科技树，军队战斗力将进一步提升。
实践证明，近代军队对古典军队，在武器一样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吊打。
其实，类似《说岳全传》，以及《射雕英雄传》等小说或者小人书，已经在许多普通人心里洒下了家国情怀的种子。
“精忠报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等，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
许多半大小孩做游戏，也渴望成为大侠，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更有许多青年移民，在听完说书先生所讲，那些惊心动魄的航海、殖民故事时，许多人也开始憧憬探险家的梦……
这些流民，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拥有土地。
尽管感觉上了贼船，但还是难掩心中的兴奋。
尤其是这些土地10年不必交租子，这样生产出来的粮食，不都是自己的吗？
要知道，这时候，就算是一些所谓“大善人”，收租也要收5成左右。而朝廷的赋税，那就更不用说了，一些小农可能都会被逼破产。
初步安顿下来之后，男丁们便按照保甲体系参加民团，成为一名光荣的团丁。
这些新的村落，团练教头不再是来自海防，而是就近选派。
在上一阶段的征伐中，民团表现相当突出，一部分有战功，又想留在当地的青壮便多了一份兼职——在这些新的村落中当教头。
安南东北部面积并不算特别大，操练之日，团练教头们仅需提前半天到一天前去即可。
不过大多数人选择了举家迁徙，他们原来的田地保留，可出租或雇人耕种，而且在新的村子，还可以再分一份。
朱祁镇给他们的待遇是丰厚的，上次参战的民团都有战利品分红，包括但不限于土地、粮食、木材、布匹、铁器等缴获物资。
此外，每个直接参战的村民都收到了5两银子的特殊津贴，对立功者更有重奖！
如太平村等13家“原始股”，封赏在二十两以上者，有230余人。拔擢到兰芳军当基层军官者有169人。
而且，此次行动中所有阵亡、伤残的团丁，其家属都能收到连续5到10年不等的粮食抚恤……
对于这些新移民，绝大多数是兼顾农户与团丁的角色。
因为眼下最紧迫的事，是填补安南人真空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肥沃的土地，荒废数月便会长满杂草。
村落的房屋，如果失去维护，也是仅需数月到一两年不等，就会漏水漏风，如果再没人维护，便会逐渐坍圮。
海防不缺兵员，海军方面，疍民不论男女老幼，是天然的水手。这些人海军与渔业都容纳不下，他们很多人选择转型为农民。
陆军方面，之前已经有大量人口积累，包括海防的正规军，包括南洋群岛中的屯田军，都已满编满员。
这些新移民又没有什么专业技术，大多是一些倒霉的老实人，或者是游手好闲之辈，本身也需要种种地来沉淀一下。
总体上，朱祁镇非常满意目前的移民政策。
唯一令他不满意的，不是移民中有点悬殊的男女比例，而是这些移民过于零散分散，彼此没有什么亲缘关系。
这种人口结构，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是安置方便，没有宗族这个大家庭，很多事情推行起来几乎没阻力。
坏处是凝聚力不够，杂姓村在与外人争斗，特别是打仗时，很容易出现二五仔。
当然，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什么势力能威胁到红河平原上的移民村落……
朱祁镇骨子里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在他看来，宗法是国家之根脉基石，可以说，没有宗族，便没有民族，没有国家。
这种观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沦陷，神州陆沉，但遍地的坞堡在客观上增加了胡人君主的统治成本。有土地、有城防、有家兵的世家大族，多少有些和异族议价的本钱。
他们或许有许多人，主动或被动与异族君主合作，但如果没有坞堡和大族，羯人是否会更加暴虐？
一切都不好说。
而辽金乃至前元，华北大地上的大族、义军等等，也能为自己争取一个相对没那么糟糕的处境……
从长远看，宗族与纲常伦理结合，可以有效增强一个族群凝聚力，提升抗风险能力。
从短期看，宗族在对外扩张、开拓殖民地上有无与伦比的独特优势。
因此，朱祁镇在努力扩大治下百姓的宗族意识，好在明代以后宗法制的影响松动，民间也可大规模修家谱、建祠堂，祭祀五世以上的祖先。
这样做并非没代价，比如会提升对基层的控制难度，大族一旦发生民变，县官想弹压非常困难。
不过即便有这样的代价，在朱祁镇看来，这也是值得的。
这个时代，要想对村镇完全掌控，效费比本就太高，而且不现实。
而且，扶植宗族，尽管会有一些弊端，但能让基层更有序，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维护治安，或者是在家族内部，总归有一种秩序。
对国家来说，这样做能让血条更厚。
而且对地方官来说，激起民变总要背锅，宗族强大了，对地方官是一种力量的补充，也是一个权力的制衡。
在朝廷实力强大的情况下，最多不过拼凑数万民兵的宗族武装在正规军面前不够看。
但一旦朝廷衰微，面临异族威胁，地方则可以迅速藩镇化，成为保存文明火种的一个个堡垒。
安史之乱后，唐朝能苟一百多年，节度使功不可没。
倘若明末崇祯帝舍得放权，放任地方崛起，大明没准还能多续百八十年……
君不见清末朝廷被迫开放团练，湘军淮军北洋相继崛起，“你带清”又苟了几十年。
朱祁镇的规划并不复杂，以宗族聚散沙，进而燃起国族意识，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
一旦点亮这一科技树，军队战斗力将进一步提升。
实践证明，近代军队对古典军队，在武器一样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吊打。
其实，类似《说岳全传》，以及《射雕英雄传》等小说或者小人书，已经在许多普通人心里洒下了家国情怀的种子。
“精忠报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等，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
许多半大小孩做游戏，也渴望成为大侠，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更有许多青年移民，在听完说书先生所讲，那些惊心动魄的航海、殖民故事时，许多人也开始憧憬探险家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