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在笔记本上记录完最后一个字，轻轻合上了本子。
他抬起眼，目光平静地注视着眼睛红肿的张芬。
事情的脉络，在他脑海中已经清晰无比。
张芬的弟弟张强，在下班路上，偶遇自已的高中情敌与人当街争吵。
他非但没有绕路走，反而停下来看热闹。
不仅看，还在关键时刻，用言语“拱火”，最终导致事态升级，大打出手。
结果，他这个“旁观者”，被所有动手的打人者一致指认为幕后主使，最终被法院认定为主犯，重判七年。
张伟的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弧度。
网络上流传已久的那个梗——“看热闹被判刑”，终于以一种最残酷的方式，照进了现实。
在他的专业判断中，所谓的“看热闹”，在法律上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无非三种情况。
第一种，也是绝大多数“吃瓜群众”的情况，叫“单纯围观”。
若只是单纯围观，没有实施任何参与、帮助、教唆等行为，通常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警察来了，问完话就可以回家。
显然，张强不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种，叫“不作为犯罪”。
这种情况很特殊，它只适用于那些负有特定义务的人。
比如，正在执勤的警察、保安，或者对受害者负有监护、救助义务的特定人群。他们眼睁睁看着犯罪发生却不阻止，才会构成犯罪。
经过先前的了解，张强只是一个工厂的生产工人，所以他同样不属于这种情况。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第三种，也是一审法院判决的逻辑基石——共同犯罪。
在刑法上，当一个围观者的言语或行为，对打架事件起到了鼓励、煽动、教唆的作用时，他就可能被认定为共同犯罪的参与者。
他的“嘴”，和别人的“拳头”，共同造成了伤害结果，需要共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从张芬刚才的描述来看，她弟弟张强的行为，完全符合“教唆犯”的特征。
一审法院将他认定为主犯，从法理逻辑上讲，确实能够自洽！
所以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看热闹的时候要安静地看，不要起哄，不要说一些让人误会的话！
特别是其中有人与你有恩怨的时候，更要管好自已的嘴！
祸从口出啊！
张芬哆嗦着嘴唇，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问道：“张律师！我弟弟……他还有救吗？”
“他不会真的……真的要进去蹲七年吧？他媳妇才刚刚生下孩子，还在坐月子啊……”
张伟的神情严肃起来，他没有给予任何廉价的安慰，而是陈述着现实。
“张女士，从你的描述上看，你弟弟的行为，确实已经构成了共同犯罪中的教唆行为。”
“什么？！”
这句话如同一道晴天霹雳，让张芬的脸色瞬间煞白。
她猛地站起身，一把抓住张伟的手臂。
“张律师，求求你了！你一定要救救他！我们都是普通的工薪家庭，他家媳妇刚刚生完孩子，家里全靠他一个人撑着！他要是进去了，这个家就塌了啊！”
张伟轻轻拍了拍她紧抓着自已的手，示意她冷静。
“张女士，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
“法律，只看证据。”
“虽然从逻辑推论上，他的行为构成犯罪，但最终定罪，靠的是证据链。一审法院，是依靠什么证据认定你弟弟是主犯的？”
他盯着张芬的眼睛，语速极快地追问。
“仅仅是那几个打人者的一致指控？还是说，现场有监控？有其他中立的路人出来作证？或者，有其他物证？”
张伟很清楚，他要打的是二审，是推翻一审的判决。
那么，一审法院采信的核心证据，就是他必须攻破的堡垒。
如果对方的证据确凿无疑，那他能做的，最多也就是从情节、态度等方面，争取一个减刑辩护，而绝无可能做无罪辩护！
张芬被他问得一愣，努力地回忆着。
“有……有一个监控！是路口的交通监控！当时那个监控，应该把现场都拍下来了！”
张伟的眼睛亮了一下。
“那个监控离现场有多远？视频里有没有录下声音？能不能清晰地听到当时现场的人都说了什么？”
张芬摇了摇头，“那是路口的监控，离我弟弟他们站的地方，还有几十米远，声音肯定是录不到的。”
她似乎想起了什么，又急忙补充道：
“不过，那个监控上……能看到我弟弟挥拳了！”
张伟的眼神瞬间一凝。
“挥拳？”
“你不是说，你弟弟没有参与打架吗？”
张芬见张伟误会，吓得连连摆手，急忙解释道：“不是不是！张律师你误会了！我弟弟绝对没有动手参与打架！”
“我说的挥拳，是他……他当时看热闹看得太激动了，就忍不住……忍不住握着拳头朝天上挥了两下……”
她越说声音越小，仿佛自已也觉得这个解释苍白无力。
“还……还喊了几句……”
“喊了什么？”张伟追问道。
张芬的头几乎要埋进胸口里，用细若蚊蝇的声音说道：
“……给我打！打死他这个鳖孙！”
张伟眉头紧锁。
挥拳，加上这句话。
难怪一审法院会认定当事人是教唆！
再加上几个打人者的指认，认定主犯的逻辑全部都通了！
他能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女人，作为当事人的姐姐，在陈述中很可能进行了“语言艺术”加工，甚至隐瞒了更不利的信息。
张伟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目光审视着张芬的脸。
“张女士。”
他的声音冷了下来。
“我最后问你一次，你确定，你弟弟真的只是‘起哄’吗？”
“你要明白，‘起哄’和‘教唆’，在法律上是天壤之别！”
“如果我接手了这个案子，在法庭上为你弟弟做无罪辩护，而你此刻却对我隐瞒了关键事实，那么结果，将不只是输掉官司那么简单。”
“而是会彻底断送掉，他最后一点争取减刑的机会！”
张芬的身体剧烈地一颤，她猛地抬起头，迎上张伟的目光。
“就是起哄！我拿我的人格担保，我弟弟就是爱凑热闹，他绝对没那个胆子真的去教唆别人犯罪！”
张伟与她对视了足足十秒。
他知道，再纠结于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
真正的答案，不在她的嘴里，而在法院的卷宗里。
“行。”
张伟点点头，收回了那份压迫感十足的目光。
“我信你。”
“如果你也愿意相信我，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签订委托协议了。”
“真的吗？张律师？！”
张芬不敢相信自已的耳朵，巨大的狂喜瞬间淹没了她。
张伟淡然点头。
这个案子，看似证据对张强极为不利。
但张伟的思维，却瞬间抓住了那个最核心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要害。
只要对方没有一锤定音的铁证，他就可以从“犯意联络”和“因果关系”上，把整个案子的地基彻底掀翻！
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真的会因为一个陌生路人的几句叫喊，就突然产生将人打成重伤的犯罪故意？
这在行为逻辑学上，本身就存在巨大的疑点！
张伟的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脑海中已经构建出二审法庭的攻防沙盘。
他要攻击的第一个点，就是犯罪者的精神状态。
那几个动手打人的人，当时喝酒了吗？
如果他们酩酊大醉，神志不清，那么张强的起哄，确实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冲突恶性升级的催化剂。
这种情况下，张强或许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罪名更倾向于“寻衅滋事”，顶格处理也就是治安拘留，绝不可能构成重伤害罪的“教唆犯”。
可如果那几个人当时是清醒的呢？
他们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已的拳头会造成什么后果，有着清晰的认知和预判。
那么，一个陌生人的几句叫喊，在法律上，就根本不足以成为他们实施重伤害行为的“决定性原因”。
他们的行为，源于他们自已的主观恶意，而不是张强的嘴。
其次，也是最致命的一点——“教唆犯”的成立条件。
刑法上的“教唆”，不是简单的煽风点火。
它要求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存在某种能够传递“犯意”的联络。
比如，张强是他们的老大，或者与他们有明确的利益关系。
可现在呢？
张强只是一个萍水相逢的路人！
他凭什么“指挥”得动那几个打人者？他的话，又凭什么能被法庭认定为具有强制性的“犯意传达”？
没有这个前提，所谓的“教唆”，就是空中楼阁！
如果张芬没有隐瞒，那么一审法院的判决，看似逻辑自洽，实则是在和稀泥！
张伟几乎可以断定，承办法官极有可能是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为了尽快结案，采纳了那几个打人者“法不责众，转嫁主犯”的甩锅证词，强行用一个看似合理的“推论”，替代了严谨的证据链！
这在二审，就是最致命的程序瑕疵！
想到这里，张伟的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
他抬起眼，目光平静地注视着眼睛红肿的张芬。
“你可以放心。”
“如果你说的都是事实，如果一审判决的核心证据，真的只有那段无声的、模糊的监控，和那几个打人者为了推卸责任的证词……”
张伟的身体微微前倾，一字一句，掷地有声。
“我有很大的把握，为你弟弟做无罪辩护。”
张芬激动得连连点头，语无伦次地道着谢。
张伟拿起桌上的电话，朝着门外喊道：
“志远！带张女士去会客室，签订委托协议！”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然而，走进来的，却不是那个高高壮壮的张志远。
而是一身得体职业套裙，身姿窈窕的苏婉柔。
他抬起眼，目光平静地注视着眼睛红肿的张芬。
事情的脉络，在他脑海中已经清晰无比。
张芬的弟弟张强，在下班路上，偶遇自已的高中情敌与人当街争吵。
他非但没有绕路走，反而停下来看热闹。
不仅看，还在关键时刻，用言语“拱火”，最终导致事态升级，大打出手。
结果，他这个“旁观者”，被所有动手的打人者一致指认为幕后主使，最终被法院认定为主犯，重判七年。
张伟的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弧度。
网络上流传已久的那个梗——“看热闹被判刑”，终于以一种最残酷的方式，照进了现实。
在他的专业判断中，所谓的“看热闹”，在法律上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无非三种情况。
第一种，也是绝大多数“吃瓜群众”的情况，叫“单纯围观”。
若只是单纯围观，没有实施任何参与、帮助、教唆等行为，通常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警察来了，问完话就可以回家。
显然，张强不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种，叫“不作为犯罪”。
这种情况很特殊，它只适用于那些负有特定义务的人。
比如，正在执勤的警察、保安，或者对受害者负有监护、救助义务的特定人群。他们眼睁睁看着犯罪发生却不阻止，才会构成犯罪。
经过先前的了解，张强只是一个工厂的生产工人，所以他同样不属于这种情况。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第三种，也是一审法院判决的逻辑基石——共同犯罪。
在刑法上，当一个围观者的言语或行为，对打架事件起到了鼓励、煽动、教唆的作用时，他就可能被认定为共同犯罪的参与者。
他的“嘴”，和别人的“拳头”，共同造成了伤害结果，需要共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从张芬刚才的描述来看，她弟弟张强的行为，完全符合“教唆犯”的特征。
一审法院将他认定为主犯，从法理逻辑上讲，确实能够自洽！
所以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看热闹的时候要安静地看，不要起哄，不要说一些让人误会的话！
特别是其中有人与你有恩怨的时候，更要管好自已的嘴！
祸从口出啊！
张芬哆嗦着嘴唇，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问道：“张律师！我弟弟……他还有救吗？”
“他不会真的……真的要进去蹲七年吧？他媳妇才刚刚生下孩子，还在坐月子啊……”
张伟的神情严肃起来，他没有给予任何廉价的安慰，而是陈述着现实。
“张女士，从你的描述上看，你弟弟的行为，确实已经构成了共同犯罪中的教唆行为。”
“什么？！”
这句话如同一道晴天霹雳，让张芬的脸色瞬间煞白。
她猛地站起身，一把抓住张伟的手臂。
“张律师，求求你了！你一定要救救他！我们都是普通的工薪家庭，他家媳妇刚刚生完孩子，家里全靠他一个人撑着！他要是进去了，这个家就塌了啊！”
张伟轻轻拍了拍她紧抓着自已的手，示意她冷静。
“张女士，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
“法律，只看证据。”
“虽然从逻辑推论上，他的行为构成犯罪，但最终定罪，靠的是证据链。一审法院，是依靠什么证据认定你弟弟是主犯的？”
他盯着张芬的眼睛，语速极快地追问。
“仅仅是那几个打人者的一致指控？还是说，现场有监控？有其他中立的路人出来作证？或者，有其他物证？”
张伟很清楚，他要打的是二审，是推翻一审的判决。
那么，一审法院采信的核心证据，就是他必须攻破的堡垒。
如果对方的证据确凿无疑，那他能做的，最多也就是从情节、态度等方面，争取一个减刑辩护，而绝无可能做无罪辩护！
张芬被他问得一愣，努力地回忆着。
“有……有一个监控！是路口的交通监控！当时那个监控，应该把现场都拍下来了！”
张伟的眼睛亮了一下。
“那个监控离现场有多远？视频里有没有录下声音？能不能清晰地听到当时现场的人都说了什么？”
张芬摇了摇头，“那是路口的监控，离我弟弟他们站的地方，还有几十米远，声音肯定是录不到的。”
她似乎想起了什么，又急忙补充道：
“不过，那个监控上……能看到我弟弟挥拳了！”
张伟的眼神瞬间一凝。
“挥拳？”
“你不是说，你弟弟没有参与打架吗？”
张芬见张伟误会，吓得连连摆手，急忙解释道：“不是不是！张律师你误会了！我弟弟绝对没有动手参与打架！”
“我说的挥拳，是他……他当时看热闹看得太激动了，就忍不住……忍不住握着拳头朝天上挥了两下……”
她越说声音越小，仿佛自已也觉得这个解释苍白无力。
“还……还喊了几句……”
“喊了什么？”张伟追问道。
张芬的头几乎要埋进胸口里，用细若蚊蝇的声音说道：
“……给我打！打死他这个鳖孙！”
张伟眉头紧锁。
挥拳，加上这句话。
难怪一审法院会认定当事人是教唆！
再加上几个打人者的指认，认定主犯的逻辑全部都通了！
他能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女人，作为当事人的姐姐，在陈述中很可能进行了“语言艺术”加工，甚至隐瞒了更不利的信息。
张伟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目光审视着张芬的脸。
“张女士。”
他的声音冷了下来。
“我最后问你一次，你确定，你弟弟真的只是‘起哄’吗？”
“你要明白，‘起哄’和‘教唆’，在法律上是天壤之别！”
“如果我接手了这个案子，在法庭上为你弟弟做无罪辩护，而你此刻却对我隐瞒了关键事实，那么结果，将不只是输掉官司那么简单。”
“而是会彻底断送掉，他最后一点争取减刑的机会！”
张芬的身体剧烈地一颤，她猛地抬起头，迎上张伟的目光。
“就是起哄！我拿我的人格担保，我弟弟就是爱凑热闹，他绝对没那个胆子真的去教唆别人犯罪！”
张伟与她对视了足足十秒。
他知道，再纠结于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
真正的答案，不在她的嘴里，而在法院的卷宗里。
“行。”
张伟点点头，收回了那份压迫感十足的目光。
“我信你。”
“如果你也愿意相信我，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签订委托协议了。”
“真的吗？张律师？！”
张芬不敢相信自已的耳朵，巨大的狂喜瞬间淹没了她。
张伟淡然点头。
这个案子，看似证据对张强极为不利。
但张伟的思维，却瞬间抓住了那个最核心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要害。
只要对方没有一锤定音的铁证，他就可以从“犯意联络”和“因果关系”上，把整个案子的地基彻底掀翻！
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真的会因为一个陌生路人的几句叫喊，就突然产生将人打成重伤的犯罪故意？
这在行为逻辑学上，本身就存在巨大的疑点！
张伟的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脑海中已经构建出二审法庭的攻防沙盘。
他要攻击的第一个点，就是犯罪者的精神状态。
那几个动手打人的人，当时喝酒了吗？
如果他们酩酊大醉，神志不清，那么张强的起哄，确实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冲突恶性升级的催化剂。
这种情况下，张强或许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罪名更倾向于“寻衅滋事”，顶格处理也就是治安拘留，绝不可能构成重伤害罪的“教唆犯”。
可如果那几个人当时是清醒的呢？
他们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已的拳头会造成什么后果，有着清晰的认知和预判。
那么，一个陌生人的几句叫喊，在法律上，就根本不足以成为他们实施重伤害行为的“决定性原因”。
他们的行为，源于他们自已的主观恶意，而不是张强的嘴。
其次，也是最致命的一点——“教唆犯”的成立条件。
刑法上的“教唆”，不是简单的煽风点火。
它要求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存在某种能够传递“犯意”的联络。
比如，张强是他们的老大，或者与他们有明确的利益关系。
可现在呢？
张强只是一个萍水相逢的路人！
他凭什么“指挥”得动那几个打人者？他的话，又凭什么能被法庭认定为具有强制性的“犯意传达”？
没有这个前提，所谓的“教唆”，就是空中楼阁！
如果张芬没有隐瞒，那么一审法院的判决，看似逻辑自洽，实则是在和稀泥！
张伟几乎可以断定，承办法官极有可能是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为了尽快结案，采纳了那几个打人者“法不责众，转嫁主犯”的甩锅证词，强行用一个看似合理的“推论”，替代了严谨的证据链！
这在二审，就是最致命的程序瑕疵！
想到这里，张伟的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
他抬起眼，目光平静地注视着眼睛红肿的张芬。
“你可以放心。”
“如果你说的都是事实，如果一审判决的核心证据，真的只有那段无声的、模糊的监控，和那几个打人者为了推卸责任的证词……”
张伟的身体微微前倾，一字一句，掷地有声。
“我有很大的把握，为你弟弟做无罪辩护。”
张芬激动得连连点头，语无伦次地道着谢。
张伟拿起桌上的电话，朝着门外喊道：
“志远！带张女士去会客室，签订委托协议！”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然而，走进来的，却不是那个高高壮壮的张志远。
而是一身得体职业套裙，身姿窈窕的苏婉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