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西市的夜来得比乡野早。暮色刚漫过渭水堤岸，粮铺的门板便一块接一块上了锁，只留门楣上一盏昏黄的油灯，在渐起的寒风里轻轻摇晃。赵壮把自己关进后堂那间堆满粮袋的小耳房，借着灯光，将三年来攒下的纳税凭证一股脑倒在矮桌上。
竹简哗啦啦散了一地，像是撒了把长短不一的骨牌。他蹲下身，一片一片拾起来，指尖划过那些被岁月磨得发亮的竹面。最底下那片竹简边缘已经发毛，墨迹也淡了大半，是他刚开粮铺那年的税单。那会儿他还是个跟着同乡从渭北乡下来的愣头青，租了这间半塌的铺面，连算盘都打得磕磕绊绊，缴税时手心里的汗把竹简洇得发皱。
“第一年，秋收税三十七石……”赵壮喃喃自语，将竹简按年份排开。油灯的光晕在他脸上游移，映出额角那道浅浅的疤——去年去雍城收粮时，被乱兵的马蹄子蹭到的。那天他护着粮车在山沟里躲了一夜，天亮时发现粮袋破了个洞，心疼得蹲在地上直掉泪，可到了缴税的日子，还是咬着牙把缺损的数目补上了。
他把三年的税单重新誊写在新竹简上，一笔一划，比当年在乡学里描《仓颉篇》还要用心。第一年三十七石，第二年六十二石，第三年……他的笔尖顿在“九十”后面，眉头微微蹙起。记得去年秋收后，廷尉府突然传下军粮急令，西市所有粮商需额外缴粮以充军饷。当时他的账上只剩九石余粮，若是全缴了，过冬的储备就空了。
“壮儿，留口吃的吧，天寒地冻的，别到时候连伙计们的嚼谷都没了。”账房老周劝他时，胡子上还挂着白霜。可他望着城门口贴的军报，上面说北地匈奴又犯边了，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大哥赵勇就在北地军中，说不定吃的就是他这粮铺的米。
“缴！”他当时拍了桌子，“多缴十石，凑个整！”
此刻再算，去年的常税九十石，加上那笔额外的军粮税十石，不多不少，正好一百石。赵壮把笔一搁，长长舒了口气，油灯的光落在他年轻的脸上，映出眼底藏不住的亮。他起身推开耳房的门，正撞见父亲赵满蹲在粮铺的角落里，借着月光翻看他刚誊好的文书。
赵满的棉袄上还沾着渭北的泥土，显然是刚从乡下赶过来的。他手里捏着那件给赵壮做的新棉裤，针脚又密又匀，是赵母连夜缝的。“壮儿，”他头也没抬，声音里带着田埂上的寒气，“这爵爷可不是好当的。”
赵壮挨着他蹲下来，往父亲手里塞了个热饼：“爹，您咋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给你送冬衣。”赵满咬了口饼，目光落在竹简上的“百石”二字，“你爹我种了一辈子地，知道‘爵’字重千斤。当年你哥在战场上拼了三次命才得‘公士’，左胳膊上挨了一箭，至今阴雨天还疼。你这算盘一响就有了，旁人能服？”
他说的是实情。前几日赵满去县城赶集，就听见有人在酒肆里骂：“商贾之流，唯利是图，也配与军功同爵？怕是用了什么偷奸耍滑的手段！”当时他气得差点掀了人家的桌子，又转念一想，空口白牙争辩没用，得让事实说话。
赵壮却笑了，指了指窗外。夜色里，西市的灯火星星点点，隔壁张屠户的肉案还没收拾，案板上方挂着盏灯笼，隐约能看见贴着的几张税单，红泥手印打得清清楚楚。“爹您看，张屠户今早把税单贴在了肉案前，说要跟我比一比谁先得爵。新法说了，商税也是国用，咱纳的税够数，凭啥不能得赏？”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来，带着几分认真：“再说，有了这爵，粮铺进货能走官路，不用再绕那些偏僻小道，节省三天路程；遇着关卡不用再给小吏塞钱，一年下来能省二十多石粮；将来给哥在咸阳置房，也能按爵户算地，比普通民户多三分。这都是实打实的好处，不是虚头巴脑的名声。”
赵满没说话，只是默默翻看着儿子的账册。竹简上记着每次收粮的地点、价格、损耗，连雨天淋湿了多少斤谷、晒谷时被鸟雀叼走了多少，都一笔一笔记着。他突然想起赵壮刚开粮铺那年，为了收一批便宜的新麦，跟着商队走了七天七夜，脚底板磨出的泡破了又结，回来时整个人瘦得脱了形。这百石税，哪是算盘一响就能得的？
夜里，赵满躺在粮铺后堂的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酒肆的喧哗顺着窗缝钻进来，是几个商贩在争论“市井爵”。一个声音骂骂咧咧：“那些当兵的流血流汗，咱不过是倒腾点东西，真要同爵，对得起死人吗？”另一个声音却叹了气：“话不能这么说，去年冬天军粮紧缺，是谁把存粮低价卖给官府的？还不是咱这些商户？纳税多，说明对国家贡献大，得个爵咋了？”
赵满摸了摸怀里赵勇寄来的家书，信纸被他揣得发皱。信里说，北地守军的粮草比去年足了三成，士兵们顿顿能吃上饱饭，操练起来也有劲了。“爹，儿子在军中一切都好，就是挂念家里。听说咸阳新出了‘市井爵’，三弟的粮铺若是够数，可得争一争。将来咱家有了爵，也让乡邻们看看，好好过日子，总能有盼头。”
“盼头……”赵满在心里默念着这两个字。年轻时他总觉得，庄稼人这辈子就该脸朝黄土背朝天，儿子们能娶上媳妇、生个娃，就算到头了。可现在，大儿子在军中升了爵，小儿子做买卖也能得爵，连他自己种的地，只要收成好、缴粮足，也能评个“耕爵”。这世道，好像真的不一样了。
“或许，这新法真的不分耕、商、军，只看实在贡献。”他在心里默默称着这笔账，终于渐渐有了困意。
天快亮时，赵壮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他揉着眼睛走出耳房，看见父亲正蹲在灶台前，用他那支磨得发亮的竹笔，在一张新竹简上写字。晨光从窗棂照进来，映出赵满鬓角的白发，也照亮了竹简上的字——那是给赵勇的回信，开头写着：“你弟的税单够数了，这爵，该得。”
赵壮没出声，悄悄退了回去。他走到矮桌前，将那份申报文书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然后卷起来，用红绳系好。窗外的天渐渐亮了，西市的第一缕炊烟升了起来，混着远处传来的鸡鸣，像一首踏实而热闹的歌。他知道，等天亮透了，他就要拿着这份文书去县府，不是为了那个“公士”的头衔，而是为了让父亲和大哥放心——在这变法的年月里，好好做事，真的能被看见，被看重。
竹简哗啦啦散了一地，像是撒了把长短不一的骨牌。他蹲下身，一片一片拾起来，指尖划过那些被岁月磨得发亮的竹面。最底下那片竹简边缘已经发毛，墨迹也淡了大半，是他刚开粮铺那年的税单。那会儿他还是个跟着同乡从渭北乡下来的愣头青，租了这间半塌的铺面，连算盘都打得磕磕绊绊，缴税时手心里的汗把竹简洇得发皱。
“第一年，秋收税三十七石……”赵壮喃喃自语，将竹简按年份排开。油灯的光晕在他脸上游移，映出额角那道浅浅的疤——去年去雍城收粮时，被乱兵的马蹄子蹭到的。那天他护着粮车在山沟里躲了一夜，天亮时发现粮袋破了个洞，心疼得蹲在地上直掉泪，可到了缴税的日子，还是咬着牙把缺损的数目补上了。
他把三年的税单重新誊写在新竹简上，一笔一划，比当年在乡学里描《仓颉篇》还要用心。第一年三十七石，第二年六十二石，第三年……他的笔尖顿在“九十”后面，眉头微微蹙起。记得去年秋收后，廷尉府突然传下军粮急令，西市所有粮商需额外缴粮以充军饷。当时他的账上只剩九石余粮，若是全缴了，过冬的储备就空了。
“壮儿，留口吃的吧，天寒地冻的，别到时候连伙计们的嚼谷都没了。”账房老周劝他时，胡子上还挂着白霜。可他望着城门口贴的军报，上面说北地匈奴又犯边了，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大哥赵勇就在北地军中，说不定吃的就是他这粮铺的米。
“缴！”他当时拍了桌子，“多缴十石，凑个整！”
此刻再算，去年的常税九十石，加上那笔额外的军粮税十石，不多不少，正好一百石。赵壮把笔一搁，长长舒了口气，油灯的光落在他年轻的脸上，映出眼底藏不住的亮。他起身推开耳房的门，正撞见父亲赵满蹲在粮铺的角落里，借着月光翻看他刚誊好的文书。
赵满的棉袄上还沾着渭北的泥土，显然是刚从乡下赶过来的。他手里捏着那件给赵壮做的新棉裤，针脚又密又匀，是赵母连夜缝的。“壮儿，”他头也没抬，声音里带着田埂上的寒气，“这爵爷可不是好当的。”
赵壮挨着他蹲下来，往父亲手里塞了个热饼：“爹，您咋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给你送冬衣。”赵满咬了口饼，目光落在竹简上的“百石”二字，“你爹我种了一辈子地，知道‘爵’字重千斤。当年你哥在战场上拼了三次命才得‘公士’，左胳膊上挨了一箭，至今阴雨天还疼。你这算盘一响就有了，旁人能服？”
他说的是实情。前几日赵满去县城赶集，就听见有人在酒肆里骂：“商贾之流，唯利是图，也配与军功同爵？怕是用了什么偷奸耍滑的手段！”当时他气得差点掀了人家的桌子，又转念一想，空口白牙争辩没用，得让事实说话。
赵壮却笑了，指了指窗外。夜色里，西市的灯火星星点点，隔壁张屠户的肉案还没收拾，案板上方挂着盏灯笼，隐约能看见贴着的几张税单，红泥手印打得清清楚楚。“爹您看，张屠户今早把税单贴在了肉案前，说要跟我比一比谁先得爵。新法说了，商税也是国用，咱纳的税够数，凭啥不能得赏？”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来，带着几分认真：“再说，有了这爵，粮铺进货能走官路，不用再绕那些偏僻小道，节省三天路程；遇着关卡不用再给小吏塞钱，一年下来能省二十多石粮；将来给哥在咸阳置房，也能按爵户算地，比普通民户多三分。这都是实打实的好处，不是虚头巴脑的名声。”
赵满没说话，只是默默翻看着儿子的账册。竹简上记着每次收粮的地点、价格、损耗，连雨天淋湿了多少斤谷、晒谷时被鸟雀叼走了多少，都一笔一笔记着。他突然想起赵壮刚开粮铺那年，为了收一批便宜的新麦，跟着商队走了七天七夜，脚底板磨出的泡破了又结，回来时整个人瘦得脱了形。这百石税，哪是算盘一响就能得的？
夜里，赵满躺在粮铺后堂的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酒肆的喧哗顺着窗缝钻进来，是几个商贩在争论“市井爵”。一个声音骂骂咧咧：“那些当兵的流血流汗，咱不过是倒腾点东西，真要同爵，对得起死人吗？”另一个声音却叹了气：“话不能这么说，去年冬天军粮紧缺，是谁把存粮低价卖给官府的？还不是咱这些商户？纳税多，说明对国家贡献大，得个爵咋了？”
赵满摸了摸怀里赵勇寄来的家书，信纸被他揣得发皱。信里说，北地守军的粮草比去年足了三成，士兵们顿顿能吃上饱饭，操练起来也有劲了。“爹，儿子在军中一切都好，就是挂念家里。听说咸阳新出了‘市井爵’，三弟的粮铺若是够数，可得争一争。将来咱家有了爵，也让乡邻们看看，好好过日子，总能有盼头。”
“盼头……”赵满在心里默念着这两个字。年轻时他总觉得，庄稼人这辈子就该脸朝黄土背朝天，儿子们能娶上媳妇、生个娃，就算到头了。可现在，大儿子在军中升了爵，小儿子做买卖也能得爵，连他自己种的地，只要收成好、缴粮足，也能评个“耕爵”。这世道，好像真的不一样了。
“或许，这新法真的不分耕、商、军，只看实在贡献。”他在心里默默称着这笔账，终于渐渐有了困意。
天快亮时，赵壮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他揉着眼睛走出耳房，看见父亲正蹲在灶台前，用他那支磨得发亮的竹笔，在一张新竹简上写字。晨光从窗棂照进来，映出赵满鬓角的白发，也照亮了竹简上的字——那是给赵勇的回信，开头写着：“你弟的税单够数了，这爵，该得。”
赵壮没出声，悄悄退了回去。他走到矮桌前，将那份申报文书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然后卷起来，用红绳系好。窗外的天渐渐亮了，西市的第一缕炊烟升了起来，混着远处传来的鸡鸣，像一首踏实而热闹的歌。他知道，等天亮透了，他就要拿着这份文书去县府，不是为了那个“公士”的头衔，而是为了让父亲和大哥放心——在这变法的年月里，好好做事，真的能被看见，被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