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论语?泰伯》中，曾子以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三句，为君子画像立下了掷地有声的标准。这并非对君子能力的简单描述，而是对君子核心品格 ——“担当” 的深刻诠释：“托六尺之孤” 是对生命与信任的守护，“寄百里之命” 是对家国与责任的承载，“临大节而不可夺” 是对信念与气节的坚守。三句话层层递进，从具体责任到精神内核，完整勾勒出儒家理想中君子的担当图景。透过这席话，我们得以穿越春秋乱世，触摸君子品格的力量，领悟 “担当” 二字对个人立身、家国存续的永恒价值。
一、春秋语境下的 “担当”：从宗法责任到道德自觉
要理解曾子对君子担当的论述，需先置身于春秋时期的社会语境。彼时，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传统宗法制度下的责任体系逐渐松动，而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正将 “担当” 从宗法血缘的被动义务，转化为基于 “仁”“忠”“信” 的主动道德自觉。这种转变，为曾子的君子担当论述奠定了时代基础。
（一）西周宗法制度下的 “担当”：血缘绑定的义务
西周时期，“担当” 主要体现为宗法制度下的血缘责任，以 “亲亲”“尊尊” 为核心，通过分封制与宗法制，将责任与血缘、等级紧密绑定。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需担当起统御诸侯、维护天下秩序的责任；诸侯作为周天子的宗亲或功臣，需担当起镇守封国、缴纳贡赋、随从作战的责任；大夫与士则需担当起辅佐诸侯、管理家臣、传承家族的责任。这种 “担当” 是被动的、基于血缘与等级的义务，而非主动的道德选择。
例如，西周时期的诸侯，其 “担当” 的核心是维护宗法制与分封制，若诸侯背叛周天子、不履行贡赋义务，便会被视为 “失德”，面临周天子的征讨与其他诸侯的孤立。这种 “担当” 的边界清晰，责任范围由血缘与等级决定，缺乏个体的道德自主性。
（二）春秋 “礼崩乐坏” 下的担当危机：责任体系的瓦解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威衰落，诸侯争霸，“礼崩乐坏” 成为社会常态，传统宗法制度下的担当体系逐渐瓦解。部分诸侯为争夺霸权，违背对周天子的义务，相互攻伐；大夫为扩张势力，违背对诸侯的忠诚，弑君夺权；士人为追求利益，背离对家族的责任，游走于各国之间。“担当” 成为稀缺品，社会陷入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的责任真空。
例如，鲁国的季孙氏身为大夫，却把持鲁国政权，甚至僭用天子之礼，完全违背了 “辅佐诸侯、维护宗法制” 的担当；齐国的陈恒（田成子）为夺取齐国政权，弑杀齐简公，打破了 “臣对君” 的责任底线。这些行为，不仅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更让 “担当” 成为被质疑的道德概念 —— 人们开始思考：在宗法体系瓦解后，“担当” 的基础是什么？君子应如何践行担当？
（三）儒家对 “担当” 的重构：道德自觉的觉醒
面对担当危机，以孔子、曾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开始重构 “担当” 的内涵，将其从血缘与等级的被动义务，转化为基于 “仁”“忠”“信” 的主动道德自觉。孔子提出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将 “担当” 与 “弘毅” 的品格结合，强调君子需以坚定的意志承担起 “仁” 的使命；曾子则进一步细化 “担当” 的具体表现，提出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为君子担当划定了清晰的道德标准。
儒家重构的 “担当”，不再依赖血缘与等级，而是源于个体的道德选择 —— 君子之所以担当，是因为 “仁” 的内在驱动，是对 “忠”“信” 的坚守，是对天下苍生的关怀。这种 “担当” 是主动的、自觉的，具有超越时代与阶层的普遍价值，为春秋时期的士人提供了清晰的道德指引，也为后世君子担当精神的传承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可以托六尺之孤：君子对生命与信任的守护
“可以托六尺之孤”，是曾子对君子担当的首要界定，指君子可以被托付抚养年幼的君主（“六尺之孤” 代指未成年的君主或贵族子弟）。这不仅是对君子能力的认可，更是对君子 “信” 与 “仁” 的考验 ——“托孤” 背后，是他人对君子的极致信任，是对年幼生命的责任守护，是君子 “忠”“信” 品格的直接体现。
（一）“托六尺之孤” 的内涵：信任与责任的双重重量
“托孤” 在春秋时期是极为严肃的事情，通常发生在君主临终或贵族遭遇危机时，将年幼的继承人托付给信任的大臣或亲友。这种托付，包含双重重量：一是 “信任之重”—— 托付者将最珍视的生命与家族未来交给对方，相信对方能不负所托；二是 “责任之重”—— 受托者需承担起抚养、教育、保护年幼继承人的责任，甚至在必要时为其安危付出生命。
例如，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夫赵盾，在晋襄公临终前，受襄公托付，辅佐年幼的晋灵公。赵盾不仅要抚养晋灵公长大，还要在朝堂上抵御其他卿大夫的势力，维护晋灵公的君主地位。这种 “托孤” 责任，要求赵盾既要有能力稳定政局，又要有品德坚守忠诚，不辜负晋襄公的信任。
曾子提出 “可以托六尺之孤”，正是强调君子需具备承载这种信任与责任的品格 —— 既要 “信”，不违背承诺，坚守对托付者的忠诚；又要 “仁”，关爱年幼的被托付者，以慈悲之心守护其成长；更要 “勇”，在面对危险与挑战时，挺身而出，保护被托付者的安全。
（二）春秋时期的 “托孤” 典范：周公辅成王的传承
虽然曾子的论述聚焦于春秋时期，但西周初年周公旦 “辅成王” 的故事，堪称 “托六尺之孤” 的千古典范，也深刻影响了儒家对 “托孤” 担当的认知。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旦作为成王的叔父，受武王托付，摄政辅佐成王。
周公旦在摄政期间，面临内外双重挑战：内部，管叔、蔡叔等诸侯怀疑周公旦有篡位之心，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外部，殷商残余势力伺机复国，周边部落也对周王朝虎视眈眈。面对危机，周公旦没有退缩，他亲自率军东征，平定叛乱，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同时，他注重对成王的教育，教导成王 “敬天保民”“明德慎罚” 的治国理念，为成王后来成为贤君奠定了基础。
待成王成年后，周公旦毫不犹豫地归还政权，回到自己的封地，从未有过半点僭越之心。周公旦的 “托孤” 担当，完美诠释了 “信”“仁”“勇” 的品格 —— 对武王的 “信”，让他坚守托付；对成王的 “仁”，让他悉心教导；面对危机的 “勇”，让他平定叛乱。这种担当，成为儒家推崇的 “托孤” 典范，也为曾子 “可以托六尺之孤” 的论述提供了历史依据。
（三）“托六尺之孤” 的当代启示：守护信任与责任
在当今社会，“托孤” 的形式虽与春秋时期不同，但 “守护信任与责任” 的核心内涵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父母将孩子托付给亲友照顾，还是企业将重要项目托付给员工负责，抑或是国家将公共事务托付给公职人员，本质上都是 “托孤” 式的信任与责任传递。践行 “可以托六尺之孤” 的担当，需要我们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坚守 “诚信”，不辜负他人信任。信任是 “托付” 的基础，一旦接受托付，便需坚守承诺，全力以赴完成责任，不因为困难或利益诱惑而违背信任。例如，保姆接受家庭托付照顾老人与孩子，需恪守职业道德，用心照料，不辜负家庭的信任；员工接受企业托付负责重要项目，需认真负责，确保项目顺利完成，不辜负企业的期望。
其次，秉持 “仁爱”，关爱被托付对象。“托孤” 的核心是对生命或重要事务的守护，需要以 “仁爱” 之心对待被托付对象，关注其需求与感受，而非单纯完成任务。例如，教师接受国家与家庭托付教育学生，需关爱学生的成长，不仅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品德，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医生接受患者托付治疗疾病，需关心患者的身心健康，不仅治疗身体疾病，更要给予心理关怀，帮助患者恢复健康。
最后，具备 “勇气”，直面挑战与风险。接受托付往往意味着需要面对未知的挑战与风险，需有勇气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不逃避、不退缩。例如，消防员接受社会托付救援生命财产，面对火灾、地震等危险时，需勇敢冲锋在前，保护他人安全；公职人员接受国家托付管理公共事务，面对利益诱惑与权力压力时，需勇敢坚守原则，维护公共利益。
三、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对家国与使命的承载
“可以寄百里之命”，是曾子对君子担当的第二重界定，指君子可以被托付治理方圆百里的封地（“百里之命” 代指国家或地方的治理使命）。这不仅要求君子具备治理能力，更要求君子拥有 “忠”“义”“智” 的品格 ——“寄命” 背后，是对家国兴衰的责任，是对百姓福祉的关怀，是君子 “以天下为己任” 的使命担当。
（一）“寄百里之命” 的内涵：家国责任与治理智慧
在春秋时期，“百里之命” 通常指诸侯或大夫对封地的治理责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多个方面。接受 “寄百里之命”，意味着需要承担起三大责任：一是 “政治责任”，维护封地的稳定与秩序，确保政令畅通；二是 “经济责任”，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让百姓安居乐业；三是 “军事责任”，抵御外敌入侵，保护封地的安全。
要承担这些责任，君子不仅需要具备治理智慧（“智”），能够制定合理的政策、解决复杂的问题；还需要具备忠诚品格（“忠”），坚守对托付者的承诺，不谋取私利；更需要具备道义担当（“义”），以百姓福祉为根本，不施行苛政。例如，春秋时期的郑国大夫子产，受郑简公托付治理郑国，他推行 “铸刑书”“作丘赋” 等改革，既稳定了政局，又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注重民生改善，深受百姓爱戴，成为 “可以寄百里之命” 的典范。
曾子提出 “可以寄百里之命”，正是强调君子需将个人能力与家国责任结合，以 “智” 治理，以 “忠” 坚守，以 “义” 行事，在其位、谋其政，不辜负家国的托付与百姓的期望。
（二）春秋时期的 “寄命” 典范：子产治郑的担当
子产治理郑国的事迹，是春秋时期 “可以寄百里之命” 的生动实践。郑国地处中原腹地，夹在晋、楚两大强国之间，常年面临大国争霸的压力，国内又有贵族势力争斗，政局动荡，民生困苦。郑简公即位后，深知子产的才能与品德，将治理郑国的重任托付给子产。
子产接受托付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政治上，他 “铸刑书”，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之于众，打破了贵族对法律的垄断，让百姓知法、守法，稳定了社会秩序；在经济上，他 “作丘赋”，按土地面积征收军赋，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让赋税更加公平，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在外交上，他凭借智慧与勇气，在晋、楚之间周旋，既维护了郑国的独立与尊严，又避免了郑国卷入大国战争，为郑国赢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
子产在治理郑国期间，还注重倾听百姓的意见。他设立 “乡校”，让百姓可以在乡校中议论政事，提出意见与建议。有人劝子产废除乡校，担心百姓的议论会影响政局稳定，子产却回答：“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这种开放、包容的治理态度，让子产赢得了百姓的广泛支持。
子产治理郑国二十余年，郑国从一个动荡不安的小国，逐渐变得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子产的担当，完美诠释了 “可以寄百里之命” 的内涵 —— 以 “智” 推行改革，以 “忠” 坚守托付，以 “义” 关怀百姓，成为后世君子治理国家的典范。
（三）“寄百里之命” 的当代启示：践行使命与责任
在当今社会，“寄百里之命” 的形式已从 “治理封地” 扩展为 “承担公共责任”，无论是政府官员治理地方、企业管理者管理企业，还是社会组织负责人推动公益事业，本质上都是 “寄命” 式的使命担当。践行 “可以寄百里之命” 的担当，需要我们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提升 “能力”，具备担当使命的素养。无论是治理地方、管理企业还是推动公益，都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政府官员需具备政策制定、公共管理、危机应对等能力，才能更好地治理地方、服务百姓；企业管理者需具备战略规划、团队管理、市场运营等能力，才能带领企业发展、创造价值；社会组织负责人需具备资源整合、项目管理、沟通协调等能力，才能推动公益事业、帮助弱势群体。
其次，坚守 “初心”，以公共利益为根本。“寄命” 的核心是对公共责任的承担，需坚守 “以人民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根本” 的初心，不谋取私利，不违背道义。政府官员需牢记 “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制定政策、开展工作时，始终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企业管理者需秉持 “社会责任” 理念，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关注环境保护、员工权益、公益事业；社会组织负责人需坚守 “公益初心”，确保公益资源用于帮助需要的人，不滥用公益信任。
最后，保持 “担当”，直面挑战与困难。承担公共责任往往会面临各种挑战与困难，如政策执行的阻力、市场竞争的压力、公益资源的短缺等，需保持担当精神，不逃避、不退缩，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地方官员在推动乡村振兴时，可能会面临资金不足、人才短缺等困难，需积极整合资源、引进人才，逐步解决问题；企业管理者在面对市场危机时，需积极调整战略、优化管理，带领企业渡过难关；社会组织负责人在推动公益项目时，可能会面临资源不足的问题，需积极募捐、拓展合作，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四、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对信念与气节的坚守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是曾子对君子担当的第三重界定，也是君子担当的精神内核，指君子在面临关乎道德、信念、家国大义的关键时刻（“大节”），能够坚守原则，不被利益诱惑、权力压迫或危险威胁所动摇（“不可夺”）。这是对君子 “勇”“义”“刚” 品格的最高考验，是君子担当精神的灵魂所在。
（一）“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内涵：气节与原则的坚守
“大节” 在春秋时期，通常指关乎 “仁”“义”“礼”“忠” 的关键时刻，如君主无道时是否坚守道义、国家危难时是否挺身而出、利益诱惑面前是否坚守底线。“不可夺” 则指君子的信念与原则不可被改变，即使面临死亡威胁、权力诱惑或利益收买，也绝不违背自己的道德准则。
例如，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夫叔向，在晋国发生 “栾盈之乱” 时，面临 “大节” 考验。栾盈是晋国的卿大夫，因不满晋国执政者的排挤，发动叛乱。叔向的弟弟叔虎参与了栾盈的叛乱，叔向因此受到牵连，被晋平公囚禁。有人劝叔向向晋平公求情，甚至可以通过贿赂的方式获释，但叔向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并未参与叛乱，坚守了 “臣对君” 的道义，即使被囚禁，也不能违背原则去求情或贿赂。最终，晋平公查明真相，释放了叔向，并更加信任他。叔向的行为，正是 “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体现 —— 在面临牵连、囚禁的危机时，坚守道义原则，不被利益或恐惧所动摇。
曾子提出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是强调君子需将 “气节” 作为担当的核心，在关键时刻坚守原则，不妥协、不退缩，以 “勇” 面对危险，以 “义” 坚守底线，以 “刚” 抵御诱惑，成为道德与信念的守护者。
（二）春秋时期的 “守节” 典范：孔子周游列国的坚守
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是 “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生动写照。孔子一生致力于推行 “仁政”“礼治” 的理想，周游列国十四年，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却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与气节，从未因利益诱惑或危险威胁而动摇。
在卫国，卫灵公虽对孔子礼遇有加，却只关心孔子的车马随从，对其政治主张毫无兴趣，甚至与孔子讨论军事，回避 “仁政” 话题。孔子深知卫灵公无意推行自己的理念，虽面临留在卫国可获优厚待遇的诱惑，却依然选择离开，留下 “道不同，不相为谋” 的坚定；在齐国，齐景公欲以 “季、孟之间” 的俸禄任用孔子，却不愿施行 “礼治”，孔子明确表示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拒绝了齐国的邀请；在陈国与蔡国之间，孔子与弟子们遭遇 “绝粮” 困境，弟子们大多病倒，子路甚至质疑 “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却依然 “讲诵弦歌不衰”，向弟子们阐述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的道理，坚守自己的理想与气节。
孔子的周游列国，不仅是传播 “仁政” 思想的过程，更是 “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担当实践 —— 面对利益诱惑，他坚守 “义” 的底线；面对危险困境，他保持 “勇” 的坚定；面对他人质疑，他秉持 “信” 的执着。这种对信念与气节的坚守，成为儒家 “守节” 的典范，也为曾子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的论述提供了思想源泉。
（三）“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内在支撑：“仁”“义”“勇” 的融合
君子之所以能在 “大节” 面前 “不可夺”，并非单纯依靠意志力，而是源于 “仁”“义”“勇” 三种品格的深度融合，这三种品格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君子坚守气节的内在动力。
“仁” 是 “不可夺” 的情感基础。君子心怀 “仁” 爱，将对百姓的关怀、对天下的责任作为自己的情感寄托，这种情感让他们在面对 “大节” 考验时，能够超越个人利益与安危，将 “仁” 的使命置于首位。例如，孔子之所以坚守 “仁政” 理想，正是因为他心怀对百姓疾苦的 “仁” 爱，不愿因个人安危而放弃为百姓谋福祉的使命。
“义” 是 “不可夺” 的原则底线。君子以 “义” 为行为准则，明确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在 “大节” 面前，“义” 成为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尺，即使面临诱惑或威胁，也绝不跨越 “义” 的底线。例如，叔向之所以拒绝求情与贿赂，正是因为他认为求情与贿赂违背 “义” 的原则，宁愿被囚禁，也不愿突破 “义” 的底线。
“勇” 是 “不可夺” 的行动力量。君子的 “勇” 并非鲁莽冲动，而是基于 “仁” 与 “义” 的 “义勇”—— 在 “大节” 面前，他们有勇气直面危险与挑战，有勇气拒绝诱惑与压迫，以行动坚守自己的信念与原则。例如，周公旦之所以能平定叛乱，正是因为他拥有基于 “仁”（守护周王朝与成王）与 “义”（维护宗法制）的 “义勇”，有勇气直面叛乱的危险，扞卫自己的使命。
“仁”“义”“勇” 的融合，让君子在 “大节” 面前既有情感的温度，又有原则的坚定，还有行动的力量，从而实现 “不可夺” 的坚守，成为担当精神的灵魂所在。
（四）“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当代启示：坚守原则与信念
在当今社会，“大节” 的形式虽与春秋时期不同，但 “坚守原则与信念” 的核心内涵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面对利益诱惑、权力压迫，还是面对道德困境、价值冲突，都需要我们践行 “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担当，坚守自己的原则与信念。
首先，坚守 “道德底线”，不被利益诱惑。在当今社会，利益诱惑无处不在，如职场中的不正当竞争、商业中的欺诈行为、生活中的权力寻租等，面对这些诱惑，我们需以 “义” 为原则，坚守道德底线，不做违背良心与法律的事情。例如，企业家需坚守 “诚信经营” 的底线，不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不偷税漏税；公职人员需坚守 “廉洁奉公” 的底线，不贪污受贿，不滥用职权。
其次，坚守 “价值信念”，不被外界动摇。在多元文化与价值冲击的当今社会，人们容易陷入价值迷茫，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我们需明确自己的价值信念，如对 “公平”“正义”“善良” 的追求，在面对价值冲突时，不轻易动摇自己的信念。例如，媒体从业者需坚守 “客观真实” 的信念，不传播虚假信息，不迎合低俗趣味；教育工作者需坚守 “立德树人” 的信念，不功利化教学，不忽视学生品德培养。
最后，培养 “义勇” 精神，直面挑战与风险。坚守原则与信念往往需要面对挑战与风险，如遭受误解、面临压力甚至威胁，我们需培养基于 “仁” 与 “义” 的 “义勇” 精神，有勇气直面这些挑战与风险，以行动坚守自己的原则与信念。例如， whistleblower（举报人）需有勇气揭露违法违规行为，即使面临报复风险，也不放弃维护正义；志愿者需有勇气深入贫困地区或危险环境，即使面临艰苦条件，也不放弃帮助他人的使命。
五、曾子三句论述的逻辑关联：君子担当的完整图景
曾子提出的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并非孤立的三句话，而是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君子担当的完整图景 ——“托六尺之孤” 是君子担当的基础（守护信任与生命），“寄百里之命” 是君子担当的拓展（承载家国与使命），“临大节而不可夺” 是君子担当的核心（坚守信念与气节），三者从具体到抽象，从行为到精神，完整勾勒出儒家理想中君子的担当品格。
（一）“托六尺之孤”：担当的基础 —— 守护信任
“可以托六尺之孤” 是君子担当的基础，因为它关乎 “信任” 的守护。信任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建立关系的基础，只有能够守护他人信任的人，才能进一步承担更重大的责任（如 “寄百里之命”）。一个连他人托付的生命都无法守护的人，必然无法承担起治理家国的使命；一个连信任都无法坚守的人，必然无法在 “大节” 面前坚守信念。
例如，周公旦正是因为能够守护武王的信任，成功辅佐成王，才获得了治理周王朝的机会；子产正是因为能够守护郑简公的信任，妥善处理郑国的内政外交，才被托付治理郑国的重任；孔子正是因为能够守护自己对 “仁” 的信念（本质是对天下百姓的信任与承诺），才能够在周游列国时坚守气节。“托六尺之孤” 所守护的信任，为君子承担更重大的担当奠定了基础。
（二）“寄百里之命”：担当的拓展 —— 承载使命
“可以寄百里之命” 是君子担当的拓展，它将 “守护信任” 从个人层面提升到家国层面，从守护个体生命拓展到承载家国使命。如果说 “托六尺之孤” 是君子担当的 “小担当”，那么 “寄百里之命” 便是君子担当的 “大担当”—— 它要求君子将个人能力与家国责任结合，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深远的思考，为家国的发展与百姓的福祉贡献力量。
这种拓展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 “守护信任” 的基础之上。只有能够守护个人信任的君子，才能获得承载家国使命的机会；只有具备 “信”“仁”“勇” 品格的君子，才能在承载家国使命时，不辜负家国的托付与百姓的期望。例如，子产正是因为在处理郑国政务时展现出 “信”“仁”“智” 的品格，守护了郑简公与百姓的信任，才被托付治理郑国的使命；孔子正是因为在周游列国时展现出对 “仁” 的坚守，获得了弟子与百姓的信任，才能够传播 “仁政” 思想，影响后世的家国治理。
（三）“临大节而不可夺”：担当的核心 —— 坚守精神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是君子担当的核心，它将君子担当从行为层面提升到精神层面，从具体的责任承担升华到信念与气节的坚守。无论是 “托六尺之孤” 还是 “寄百里之命”，最终都需要 “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精神支撑 —— 在 “大节” 面前，只有坚守信念与气节，才能确保 “托孤” 不被背叛、“寄命” 不被辜负；反之，若在 “大节” 面前失去坚守，即使能够暂时 “托孤” 或 “寄命”，最终也会因信念崩塌而失去担当的意义。
例如，周公旦若在叛乱面前退缩，即使他初期能够辅佐成王，也无法完成 “托孤” 的使命；子产若在晋、楚的压力面前妥协，即使他初期能够治理郑国，也无法实现 “寄命” 的价值；孔子若在 “绝粮” 困境中放弃 “仁政” 理想，即使他能够传播知识，也无法成为后世敬仰的 “至圣先师”。“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精神，是君子担当的灵魂，确保了担当的方向不偏离、价值不褪色。
六、当代社会的君子担当：传承与创新
在当今社会，虽然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曾子所阐述的君子担当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价值。我们需要传承君子担当的核心内涵（守护信任、承载使命、坚守信念），同时结合当代社会的需求，创新君子担当的形式与实践，让君子担当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
（一）个人层面：做有担当的 “当代君子”
在个人层面，我们应将君子担当精神融入日常生活与工作，做有担当的 “当代君子”—— 在人际交往中，守护他人的信任，诚实守信、关爱他人，践行 “可以托六尺之孤” 的担当；在工作中，承担自己的职责，提升能力、坚守初心，践行 “可以寄百里之命” 的担当；在面对道德困境与价值冲突时，坚守自己的原则与信念，不被诱惑或压迫所动摇，践行 “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担当。
例如，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在朋友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守护朋友的信任；作为职场人，我们可以认真负责地完成工作任务，不辜负企业的托付；作为公民，我们可以在面对不道德行为时勇敢发声，坚守社会正义的信念。这些看似微小的担当，正是 “当代君子” 的具体实践，也是君子担当精神在个人层面的传承。
（二）社会层面：构建有担当的社会氛围
在社会层面，我们应通过宣传、教育、制度建设等方式，构建有担当的社会氛围 —— 通过媒体宣传有担当的先进典型（如道德模范、时代楷模），让更多人了解君子担当精神的内涵与价值；通过学校教育，将君子担当精神融入课程体系，培养青少年的担当意识与品格；通过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鼓励担当、惩戒逃避责任的机制，让担当者得到认可与奖励，让逃避责任者受到约束与批评。
例如，近年来我国开展的 “道德模范评选”“时代楷模宣传” 等活动，宣传了张桂梅、黄文秀、袁隆平等有担当的先进典型，让更多人感受到担当精神的力量；学校通过开展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培养担当意识；社会通过建立诚信体系，对诚实守信、有担当的个人与企业给予激励，对失信、逃避责任的行为进行惩戒。这些举措，都在推动构建有担当的社会氛围，让君子担当精神在社会层面得到传承与弘扬。
（三）国家层面：践行有担当的大国责任
在国家层面，我国应践行有担当的大国责任，将君子担当精神融入国家治理与国际交往 —— 在国家治理中，坚守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为百姓谋福祉、为国家谋发展，践行 “可以寄百里之命” 的担当；在国际交往中，坚守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践行 “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担当（如在疫情防控、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坚守责任与正义）。
例如，我国在脱贫攻坚战中，投入大量资源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践行了 “为百姓谋福祉” 的担当；在疫情防控中，不仅保障国内人民的生命安全，还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与抗疫经验，践行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大国担当；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我国承诺 “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践行了 “坚守正义与责任” 的担当。这些举措，既是对君子担当精神的传承，也是对君子担当精神在国家层面的创新实践。
七、结语：传承君子担当精神，共创美好未来
曾子的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三句话不仅勾勒出儒家理想中君子担当的完整图景，更为当代人提供了修身立世、服务社会、贡献国家的重要指引。
在当今社会，我们面临着诸多挑战与机遇，更需要传承与践行君子担当精神 —— 在个人层面，做有担当的 “当代君子”，守护信任、承担责任、坚守信念；在社会层面，构建有担当的社会氛围，让担当成为普遍的价值追求；在国家层面，践行有担当的大国责任，为国家发展与全球进步贡献力量。
传承君子担当精神，并非要我们照搬春秋时期的行为模式，而是要汲取其核心内涵（守护信任、承载使命、坚守信念），结合当代社会的需求，创新实践方式。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有担当的 “当代君子”，当社会形成有担当的氛围，当国家践行有担当的责任，我们必将能够共创一个更加和谐、更加美好、更加有希望的未来，让君子担当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更强大的生命力。
《论语?泰伯》中，曾子以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三句，为君子画像立下了掷地有声的标准。这并非对君子能力的简单描述，而是对君子核心品格 ——“担当” 的深刻诠释：“托六尺之孤” 是对生命与信任的守护，“寄百里之命” 是对家国与责任的承载，“临大节而不可夺” 是对信念与气节的坚守。三句话层层递进，从具体责任到精神内核，完整勾勒出儒家理想中君子的担当图景。透过这席话，我们得以穿越春秋乱世，触摸君子品格的力量，领悟 “担当” 二字对个人立身、家国存续的永恒价值。
一、春秋语境下的 “担当”：从宗法责任到道德自觉
要理解曾子对君子担当的论述，需先置身于春秋时期的社会语境。彼时，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传统宗法制度下的责任体系逐渐松动，而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正将 “担当” 从宗法血缘的被动义务，转化为基于 “仁”“忠”“信” 的主动道德自觉。这种转变，为曾子的君子担当论述奠定了时代基础。
（一）西周宗法制度下的 “担当”：血缘绑定的义务
西周时期，“担当” 主要体现为宗法制度下的血缘责任，以 “亲亲”“尊尊” 为核心，通过分封制与宗法制，将责任与血缘、等级紧密绑定。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需担当起统御诸侯、维护天下秩序的责任；诸侯作为周天子的宗亲或功臣，需担当起镇守封国、缴纳贡赋、随从作战的责任；大夫与士则需担当起辅佐诸侯、管理家臣、传承家族的责任。这种 “担当” 是被动的、基于血缘与等级的义务，而非主动的道德选择。
例如，西周时期的诸侯，其 “担当” 的核心是维护宗法制与分封制，若诸侯背叛周天子、不履行贡赋义务，便会被视为 “失德”，面临周天子的征讨与其他诸侯的孤立。这种 “担当” 的边界清晰，责任范围由血缘与等级决定，缺乏个体的道德自主性。
（二）春秋 “礼崩乐坏” 下的担当危机：责任体系的瓦解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威衰落，诸侯争霸，“礼崩乐坏” 成为社会常态，传统宗法制度下的担当体系逐渐瓦解。部分诸侯为争夺霸权，违背对周天子的义务，相互攻伐；大夫为扩张势力，违背对诸侯的忠诚，弑君夺权；士人为追求利益，背离对家族的责任，游走于各国之间。“担当” 成为稀缺品，社会陷入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的责任真空。
例如，鲁国的季孙氏身为大夫，却把持鲁国政权，甚至僭用天子之礼，完全违背了 “辅佐诸侯、维护宗法制” 的担当；齐国的陈恒（田成子）为夺取齐国政权，弑杀齐简公，打破了 “臣对君” 的责任底线。这些行为，不仅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更让 “担当” 成为被质疑的道德概念 —— 人们开始思考：在宗法体系瓦解后，“担当” 的基础是什么？君子应如何践行担当？
（三）儒家对 “担当” 的重构：道德自觉的觉醒
面对担当危机，以孔子、曾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开始重构 “担当” 的内涵，将其从血缘与等级的被动义务，转化为基于 “仁”“忠”“信” 的主动道德自觉。孔子提出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将 “担当” 与 “弘毅” 的品格结合，强调君子需以坚定的意志承担起 “仁” 的使命；曾子则进一步细化 “担当” 的具体表现，提出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为君子担当划定了清晰的道德标准。
儒家重构的 “担当”，不再依赖血缘与等级，而是源于个体的道德选择 —— 君子之所以担当，是因为 “仁” 的内在驱动，是对 “忠”“信” 的坚守，是对天下苍生的关怀。这种 “担当” 是主动的、自觉的，具有超越时代与阶层的普遍价值，为春秋时期的士人提供了清晰的道德指引，也为后世君子担当精神的传承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可以托六尺之孤：君子对生命与信任的守护
“可以托六尺之孤”，是曾子对君子担当的首要界定，指君子可以被托付抚养年幼的君主（“六尺之孤” 代指未成年的君主或贵族子弟）。这不仅是对君子能力的认可，更是对君子 “信” 与 “仁” 的考验 ——“托孤” 背后，是他人对君子的极致信任，是对年幼生命的责任守护，是君子 “忠”“信” 品格的直接体现。
（一）“托六尺之孤” 的内涵：信任与责任的双重重量
“托孤” 在春秋时期是极为严肃的事情，通常发生在君主临终或贵族遭遇危机时，将年幼的继承人托付给信任的大臣或亲友。这种托付，包含双重重量：一是 “信任之重”—— 托付者将最珍视的生命与家族未来交给对方，相信对方能不负所托；二是 “责任之重”—— 受托者需承担起抚养、教育、保护年幼继承人的责任，甚至在必要时为其安危付出生命。
例如，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夫赵盾，在晋襄公临终前，受襄公托付，辅佐年幼的晋灵公。赵盾不仅要抚养晋灵公长大，还要在朝堂上抵御其他卿大夫的势力，维护晋灵公的君主地位。这种 “托孤” 责任，要求赵盾既要有能力稳定政局，又要有品德坚守忠诚，不辜负晋襄公的信任。
曾子提出 “可以托六尺之孤”，正是强调君子需具备承载这种信任与责任的品格 —— 既要 “信”，不违背承诺，坚守对托付者的忠诚；又要 “仁”，关爱年幼的被托付者，以慈悲之心守护其成长；更要 “勇”，在面对危险与挑战时，挺身而出，保护被托付者的安全。
（二）春秋时期的 “托孤” 典范：周公辅成王的传承
虽然曾子的论述聚焦于春秋时期，但西周初年周公旦 “辅成王” 的故事，堪称 “托六尺之孤” 的千古典范，也深刻影响了儒家对 “托孤” 担当的认知。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旦作为成王的叔父，受武王托付，摄政辅佐成王。
周公旦在摄政期间，面临内外双重挑战：内部，管叔、蔡叔等诸侯怀疑周公旦有篡位之心，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外部，殷商残余势力伺机复国，周边部落也对周王朝虎视眈眈。面对危机，周公旦没有退缩，他亲自率军东征，平定叛乱，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同时，他注重对成王的教育，教导成王 “敬天保民”“明德慎罚” 的治国理念，为成王后来成为贤君奠定了基础。
待成王成年后，周公旦毫不犹豫地归还政权，回到自己的封地，从未有过半点僭越之心。周公旦的 “托孤” 担当，完美诠释了 “信”“仁”“勇” 的品格 —— 对武王的 “信”，让他坚守托付；对成王的 “仁”，让他悉心教导；面对危机的 “勇”，让他平定叛乱。这种担当，成为儒家推崇的 “托孤” 典范，也为曾子 “可以托六尺之孤” 的论述提供了历史依据。
（三）“托六尺之孤” 的当代启示：守护信任与责任
在当今社会，“托孤” 的形式虽与春秋时期不同，但 “守护信任与责任” 的核心内涵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父母将孩子托付给亲友照顾，还是企业将重要项目托付给员工负责，抑或是国家将公共事务托付给公职人员，本质上都是 “托孤” 式的信任与责任传递。践行 “可以托六尺之孤” 的担当，需要我们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坚守 “诚信”，不辜负他人信任。信任是 “托付” 的基础，一旦接受托付，便需坚守承诺，全力以赴完成责任，不因为困难或利益诱惑而违背信任。例如，保姆接受家庭托付照顾老人与孩子，需恪守职业道德，用心照料，不辜负家庭的信任；员工接受企业托付负责重要项目，需认真负责，确保项目顺利完成，不辜负企业的期望。
其次，秉持 “仁爱”，关爱被托付对象。“托孤” 的核心是对生命或重要事务的守护，需要以 “仁爱” 之心对待被托付对象，关注其需求与感受，而非单纯完成任务。例如，教师接受国家与家庭托付教育学生，需关爱学生的成长，不仅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品德，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医生接受患者托付治疗疾病，需关心患者的身心健康，不仅治疗身体疾病，更要给予心理关怀，帮助患者恢复健康。
最后，具备 “勇气”，直面挑战与风险。接受托付往往意味着需要面对未知的挑战与风险，需有勇气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不逃避、不退缩。例如，消防员接受社会托付救援生命财产，面对火灾、地震等危险时，需勇敢冲锋在前，保护他人安全；公职人员接受国家托付管理公共事务，面对利益诱惑与权力压力时，需勇敢坚守原则，维护公共利益。
三、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对家国与使命的承载
“可以寄百里之命”，是曾子对君子担当的第二重界定，指君子可以被托付治理方圆百里的封地（“百里之命” 代指国家或地方的治理使命）。这不仅要求君子具备治理能力，更要求君子拥有 “忠”“义”“智” 的品格 ——“寄命” 背后，是对家国兴衰的责任，是对百姓福祉的关怀，是君子 “以天下为己任” 的使命担当。
（一）“寄百里之命” 的内涵：家国责任与治理智慧
在春秋时期，“百里之命” 通常指诸侯或大夫对封地的治理责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多个方面。接受 “寄百里之命”，意味着需要承担起三大责任：一是 “政治责任”，维护封地的稳定与秩序，确保政令畅通；二是 “经济责任”，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让百姓安居乐业；三是 “军事责任”，抵御外敌入侵，保护封地的安全。
要承担这些责任，君子不仅需要具备治理智慧（“智”），能够制定合理的政策、解决复杂的问题；还需要具备忠诚品格（“忠”），坚守对托付者的承诺，不谋取私利；更需要具备道义担当（“义”），以百姓福祉为根本，不施行苛政。例如，春秋时期的郑国大夫子产，受郑简公托付治理郑国，他推行 “铸刑书”“作丘赋” 等改革，既稳定了政局，又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注重民生改善，深受百姓爱戴，成为 “可以寄百里之命” 的典范。
曾子提出 “可以寄百里之命”，正是强调君子需将个人能力与家国责任结合，以 “智” 治理，以 “忠” 坚守，以 “义” 行事，在其位、谋其政，不辜负家国的托付与百姓的期望。
（二）春秋时期的 “寄命” 典范：子产治郑的担当
子产治理郑国的事迹，是春秋时期 “可以寄百里之命” 的生动实践。郑国地处中原腹地，夹在晋、楚两大强国之间，常年面临大国争霸的压力，国内又有贵族势力争斗，政局动荡，民生困苦。郑简公即位后，深知子产的才能与品德，将治理郑国的重任托付给子产。
子产接受托付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政治上，他 “铸刑书”，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之于众，打破了贵族对法律的垄断，让百姓知法、守法，稳定了社会秩序；在经济上，他 “作丘赋”，按土地面积征收军赋，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让赋税更加公平，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在外交上，他凭借智慧与勇气，在晋、楚之间周旋，既维护了郑国的独立与尊严，又避免了郑国卷入大国战争，为郑国赢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
子产在治理郑国期间，还注重倾听百姓的意见。他设立 “乡校”，让百姓可以在乡校中议论政事，提出意见与建议。有人劝子产废除乡校，担心百姓的议论会影响政局稳定，子产却回答：“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这种开放、包容的治理态度，让子产赢得了百姓的广泛支持。
子产治理郑国二十余年，郑国从一个动荡不安的小国，逐渐变得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子产的担当，完美诠释了 “可以寄百里之命” 的内涵 —— 以 “智” 推行改革，以 “忠” 坚守托付，以 “义” 关怀百姓，成为后世君子治理国家的典范。
（三）“寄百里之命” 的当代启示：践行使命与责任
在当今社会，“寄百里之命” 的形式已从 “治理封地” 扩展为 “承担公共责任”，无论是政府官员治理地方、企业管理者管理企业，还是社会组织负责人推动公益事业，本质上都是 “寄命” 式的使命担当。践行 “可以寄百里之命” 的担当，需要我们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提升 “能力”，具备担当使命的素养。无论是治理地方、管理企业还是推动公益，都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政府官员需具备政策制定、公共管理、危机应对等能力，才能更好地治理地方、服务百姓；企业管理者需具备战略规划、团队管理、市场运营等能力，才能带领企业发展、创造价值；社会组织负责人需具备资源整合、项目管理、沟通协调等能力，才能推动公益事业、帮助弱势群体。
其次，坚守 “初心”，以公共利益为根本。“寄命” 的核心是对公共责任的承担，需坚守 “以人民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根本” 的初心，不谋取私利，不违背道义。政府官员需牢记 “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制定政策、开展工作时，始终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企业管理者需秉持 “社会责任” 理念，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关注环境保护、员工权益、公益事业；社会组织负责人需坚守 “公益初心”，确保公益资源用于帮助需要的人，不滥用公益信任。
最后，保持 “担当”，直面挑战与困难。承担公共责任往往会面临各种挑战与困难，如政策执行的阻力、市场竞争的压力、公益资源的短缺等，需保持担当精神，不逃避、不退缩，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地方官员在推动乡村振兴时，可能会面临资金不足、人才短缺等困难，需积极整合资源、引进人才，逐步解决问题；企业管理者在面对市场危机时，需积极调整战略、优化管理，带领企业渡过难关；社会组织负责人在推动公益项目时，可能会面临资源不足的问题，需积极募捐、拓展合作，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四、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对信念与气节的坚守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是曾子对君子担当的第三重界定，也是君子担当的精神内核，指君子在面临关乎道德、信念、家国大义的关键时刻（“大节”），能够坚守原则，不被利益诱惑、权力压迫或危险威胁所动摇（“不可夺”）。这是对君子 “勇”“义”“刚” 品格的最高考验，是君子担当精神的灵魂所在。
（一）“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内涵：气节与原则的坚守
“大节” 在春秋时期，通常指关乎 “仁”“义”“礼”“忠” 的关键时刻，如君主无道时是否坚守道义、国家危难时是否挺身而出、利益诱惑面前是否坚守底线。“不可夺” 则指君子的信念与原则不可被改变，即使面临死亡威胁、权力诱惑或利益收买，也绝不违背自己的道德准则。
例如，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夫叔向，在晋国发生 “栾盈之乱” 时，面临 “大节” 考验。栾盈是晋国的卿大夫，因不满晋国执政者的排挤，发动叛乱。叔向的弟弟叔虎参与了栾盈的叛乱，叔向因此受到牵连，被晋平公囚禁。有人劝叔向向晋平公求情，甚至可以通过贿赂的方式获释，但叔向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并未参与叛乱，坚守了 “臣对君” 的道义，即使被囚禁，也不能违背原则去求情或贿赂。最终，晋平公查明真相，释放了叔向，并更加信任他。叔向的行为，正是 “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体现 —— 在面临牵连、囚禁的危机时，坚守道义原则，不被利益或恐惧所动摇。
曾子提出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是强调君子需将 “气节” 作为担当的核心，在关键时刻坚守原则，不妥协、不退缩，以 “勇” 面对危险，以 “义” 坚守底线，以 “刚” 抵御诱惑，成为道德与信念的守护者。
（二）春秋时期的 “守节” 典范：孔子周游列国的坚守
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是 “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生动写照。孔子一生致力于推行 “仁政”“礼治” 的理想，周游列国十四年，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却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与气节，从未因利益诱惑或危险威胁而动摇。
在卫国，卫灵公虽对孔子礼遇有加，却只关心孔子的车马随从，对其政治主张毫无兴趣，甚至与孔子讨论军事，回避 “仁政” 话题。孔子深知卫灵公无意推行自己的理念，虽面临留在卫国可获优厚待遇的诱惑，却依然选择离开，留下 “道不同，不相为谋” 的坚定；在齐国，齐景公欲以 “季、孟之间” 的俸禄任用孔子，却不愿施行 “礼治”，孔子明确表示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拒绝了齐国的邀请；在陈国与蔡国之间，孔子与弟子们遭遇 “绝粮” 困境，弟子们大多病倒，子路甚至质疑 “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却依然 “讲诵弦歌不衰”，向弟子们阐述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的道理，坚守自己的理想与气节。
孔子的周游列国，不仅是传播 “仁政” 思想的过程，更是 “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担当实践 —— 面对利益诱惑，他坚守 “义” 的底线；面对危险困境，他保持 “勇” 的坚定；面对他人质疑，他秉持 “信” 的执着。这种对信念与气节的坚守，成为儒家 “守节” 的典范，也为曾子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的论述提供了思想源泉。
（三）“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内在支撑：“仁”“义”“勇” 的融合
君子之所以能在 “大节” 面前 “不可夺”，并非单纯依靠意志力，而是源于 “仁”“义”“勇” 三种品格的深度融合，这三种品格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君子坚守气节的内在动力。
“仁” 是 “不可夺” 的情感基础。君子心怀 “仁” 爱，将对百姓的关怀、对天下的责任作为自己的情感寄托，这种情感让他们在面对 “大节” 考验时，能够超越个人利益与安危，将 “仁” 的使命置于首位。例如，孔子之所以坚守 “仁政” 理想，正是因为他心怀对百姓疾苦的 “仁” 爱，不愿因个人安危而放弃为百姓谋福祉的使命。
“义” 是 “不可夺” 的原则底线。君子以 “义” 为行为准则，明确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在 “大节” 面前，“义” 成为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尺，即使面临诱惑或威胁，也绝不跨越 “义” 的底线。例如，叔向之所以拒绝求情与贿赂，正是因为他认为求情与贿赂违背 “义” 的原则，宁愿被囚禁，也不愿突破 “义” 的底线。
“勇” 是 “不可夺” 的行动力量。君子的 “勇” 并非鲁莽冲动，而是基于 “仁” 与 “义” 的 “义勇”—— 在 “大节” 面前，他们有勇气直面危险与挑战，有勇气拒绝诱惑与压迫，以行动坚守自己的信念与原则。例如，周公旦之所以能平定叛乱，正是因为他拥有基于 “仁”（守护周王朝与成王）与 “义”（维护宗法制）的 “义勇”，有勇气直面叛乱的危险，扞卫自己的使命。
“仁”“义”“勇” 的融合，让君子在 “大节” 面前既有情感的温度，又有原则的坚定，还有行动的力量，从而实现 “不可夺” 的坚守，成为担当精神的灵魂所在。
（四）“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当代启示：坚守原则与信念
在当今社会，“大节” 的形式虽与春秋时期不同，但 “坚守原则与信念” 的核心内涵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面对利益诱惑、权力压迫，还是面对道德困境、价值冲突，都需要我们践行 “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担当，坚守自己的原则与信念。
首先，坚守 “道德底线”，不被利益诱惑。在当今社会，利益诱惑无处不在，如职场中的不正当竞争、商业中的欺诈行为、生活中的权力寻租等，面对这些诱惑，我们需以 “义” 为原则，坚守道德底线，不做违背良心与法律的事情。例如，企业家需坚守 “诚信经营” 的底线，不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不偷税漏税；公职人员需坚守 “廉洁奉公” 的底线，不贪污受贿，不滥用职权。
其次，坚守 “价值信念”，不被外界动摇。在多元文化与价值冲击的当今社会，人们容易陷入价值迷茫，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我们需明确自己的价值信念，如对 “公平”“正义”“善良” 的追求，在面对价值冲突时，不轻易动摇自己的信念。例如，媒体从业者需坚守 “客观真实” 的信念，不传播虚假信息，不迎合低俗趣味；教育工作者需坚守 “立德树人” 的信念，不功利化教学，不忽视学生品德培养。
最后，培养 “义勇” 精神，直面挑战与风险。坚守原则与信念往往需要面对挑战与风险，如遭受误解、面临压力甚至威胁，我们需培养基于 “仁” 与 “义” 的 “义勇” 精神，有勇气直面这些挑战与风险，以行动坚守自己的原则与信念。例如， whistleblower（举报人）需有勇气揭露违法违规行为，即使面临报复风险，也不放弃维护正义；志愿者需有勇气深入贫困地区或危险环境，即使面临艰苦条件，也不放弃帮助他人的使命。
五、曾子三句论述的逻辑关联：君子担当的完整图景
曾子提出的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并非孤立的三句话，而是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君子担当的完整图景 ——“托六尺之孤” 是君子担当的基础（守护信任与生命），“寄百里之命” 是君子担当的拓展（承载家国与使命），“临大节而不可夺” 是君子担当的核心（坚守信念与气节），三者从具体到抽象，从行为到精神，完整勾勒出儒家理想中君子的担当品格。
（一）“托六尺之孤”：担当的基础 —— 守护信任
“可以托六尺之孤” 是君子担当的基础，因为它关乎 “信任” 的守护。信任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建立关系的基础，只有能够守护他人信任的人，才能进一步承担更重大的责任（如 “寄百里之命”）。一个连他人托付的生命都无法守护的人，必然无法承担起治理家国的使命；一个连信任都无法坚守的人，必然无法在 “大节” 面前坚守信念。
例如，周公旦正是因为能够守护武王的信任，成功辅佐成王，才获得了治理周王朝的机会；子产正是因为能够守护郑简公的信任，妥善处理郑国的内政外交，才被托付治理郑国的重任；孔子正是因为能够守护自己对 “仁” 的信念（本质是对天下百姓的信任与承诺），才能够在周游列国时坚守气节。“托六尺之孤” 所守护的信任，为君子承担更重大的担当奠定了基础。
（二）“寄百里之命”：担当的拓展 —— 承载使命
“可以寄百里之命” 是君子担当的拓展，它将 “守护信任” 从个人层面提升到家国层面，从守护个体生命拓展到承载家国使命。如果说 “托六尺之孤” 是君子担当的 “小担当”，那么 “寄百里之命” 便是君子担当的 “大担当”—— 它要求君子将个人能力与家国责任结合，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深远的思考，为家国的发展与百姓的福祉贡献力量。
这种拓展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 “守护信任” 的基础之上。只有能够守护个人信任的君子，才能获得承载家国使命的机会；只有具备 “信”“仁”“勇” 品格的君子，才能在承载家国使命时，不辜负家国的托付与百姓的期望。例如，子产正是因为在处理郑国政务时展现出 “信”“仁”“智” 的品格，守护了郑简公与百姓的信任，才被托付治理郑国的使命；孔子正是因为在周游列国时展现出对 “仁” 的坚守，获得了弟子与百姓的信任，才能够传播 “仁政” 思想，影响后世的家国治理。
（三）“临大节而不可夺”：担当的核心 —— 坚守精神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是君子担当的核心，它将君子担当从行为层面提升到精神层面，从具体的责任承担升华到信念与气节的坚守。无论是 “托六尺之孤” 还是 “寄百里之命”，最终都需要 “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精神支撑 —— 在 “大节” 面前，只有坚守信念与气节，才能确保 “托孤” 不被背叛、“寄命” 不被辜负；反之，若在 “大节” 面前失去坚守，即使能够暂时 “托孤” 或 “寄命”，最终也会因信念崩塌而失去担当的意义。
例如，周公旦若在叛乱面前退缩，即使他初期能够辅佐成王，也无法完成 “托孤” 的使命；子产若在晋、楚的压力面前妥协，即使他初期能够治理郑国，也无法实现 “寄命” 的价值；孔子若在 “绝粮” 困境中放弃 “仁政” 理想，即使他能够传播知识，也无法成为后世敬仰的 “至圣先师”。“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精神，是君子担当的灵魂，确保了担当的方向不偏离、价值不褪色。
六、当代社会的君子担当：传承与创新
在当今社会，虽然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曾子所阐述的君子担当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价值。我们需要传承君子担当的核心内涵（守护信任、承载使命、坚守信念），同时结合当代社会的需求，创新君子担当的形式与实践，让君子担当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
（一）个人层面：做有担当的 “当代君子”
在个人层面，我们应将君子担当精神融入日常生活与工作，做有担当的 “当代君子”—— 在人际交往中，守护他人的信任，诚实守信、关爱他人，践行 “可以托六尺之孤” 的担当；在工作中，承担自己的职责，提升能力、坚守初心，践行 “可以寄百里之命” 的担当；在面对道德困境与价值冲突时，坚守自己的原则与信念，不被诱惑或压迫所动摇，践行 “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担当。
例如，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在朋友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守护朋友的信任；作为职场人，我们可以认真负责地完成工作任务，不辜负企业的托付；作为公民，我们可以在面对不道德行为时勇敢发声，坚守社会正义的信念。这些看似微小的担当，正是 “当代君子” 的具体实践，也是君子担当精神在个人层面的传承。
（二）社会层面：构建有担当的社会氛围
在社会层面，我们应通过宣传、教育、制度建设等方式，构建有担当的社会氛围 —— 通过媒体宣传有担当的先进典型（如道德模范、时代楷模），让更多人了解君子担当精神的内涵与价值；通过学校教育，将君子担当精神融入课程体系，培养青少年的担当意识与品格；通过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鼓励担当、惩戒逃避责任的机制，让担当者得到认可与奖励，让逃避责任者受到约束与批评。
例如，近年来我国开展的 “道德模范评选”“时代楷模宣传” 等活动，宣传了张桂梅、黄文秀、袁隆平等有担当的先进典型，让更多人感受到担当精神的力量；学校通过开展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培养担当意识；社会通过建立诚信体系，对诚实守信、有担当的个人与企业给予激励，对失信、逃避责任的行为进行惩戒。这些举措，都在推动构建有担当的社会氛围，让君子担当精神在社会层面得到传承与弘扬。
（三）国家层面：践行有担当的大国责任
在国家层面，我国应践行有担当的大国责任，将君子担当精神融入国家治理与国际交往 —— 在国家治理中，坚守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为百姓谋福祉、为国家谋发展，践行 “可以寄百里之命” 的担当；在国际交往中，坚守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践行 “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担当（如在疫情防控、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坚守责任与正义）。
例如，我国在脱贫攻坚战中，投入大量资源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践行了 “为百姓谋福祉” 的担当；在疫情防控中，不仅保障国内人民的生命安全，还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与抗疫经验，践行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大国担当；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我国承诺 “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践行了 “坚守正义与责任” 的担当。这些举措，既是对君子担当精神的传承，也是对君子担当精神在国家层面的创新实践。
七、结语：传承君子担当精神，共创美好未来
曾子的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三句话不仅勾勒出儒家理想中君子担当的完整图景，更为当代人提供了修身立世、服务社会、贡献国家的重要指引。
在当今社会，我们面临着诸多挑战与机遇，更需要传承与践行君子担当精神 —— 在个人层面，做有担当的 “当代君子”，守护信任、承担责任、坚守信念；在社会层面，构建有担当的社会氛围，让担当成为普遍的价值追求；在国家层面，践行有担当的大国责任，为国家发展与全球进步贡献力量。
传承君子担当精神，并非要我们照搬春秋时期的行为模式，而是要汲取其核心内涵（守护信任、承载使命、坚守信念），结合当代社会的需求，创新实践方式。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有担当的 “当代君子”，当社会形成有担当的氛围，当国家践行有担当的责任，我们必将能够共创一个更加和谐、更加美好、更加有希望的未来，让君子担当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更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