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论语?泰伯》中，曾子病重时与孟敬子的对话，堪称儒家修身思想的 “临终绝唱”。“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的生命感慨，“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 的君子三贵，“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的价值取舍，短短数语，既是曾子对一生修身实践的凝练总结，也是对儒家 “重内在品德、轻外在形式” 理念的精准阐释。这席话超越了普通的临终嘱托，成为后世君子修身立德的行动指南，让我们得以透过两千多年的时光，触摸儒家思想中 “以人为本” 的温度与 “以德为先” 的深度。
一、春秋语境下的 “临终言善”：生命终章的道德觉醒
要理解曾子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的感慨，需先置身于春秋时期的生死观与道德语境。彼时，人们对死亡的认知虽仍带有对未知的敬畏，却已逐渐摆脱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开始从道德层面思考生命的终章意义。“临终言善” 并非简单的情感流露，而是生命即将终结时，个体对道德本质的回归与觉醒，是对一生言行的反思与沉淀。
（一）“鸟死鸣哀”：生命本能的情感共鸣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曾子以自然界的现象起兴，将鸟的临终哀鸣与人类的临终状态相类比，既体现了春秋时期 “天人合一” 思想的萌芽，也暗含着对生命本能情感的深刻洞察。鸟类临终时的哀鸣，是生命面对终结时的本能反应，是对生存的眷恋、对未知的敬畏，这种本能情感与人类临终时的心境有着共通之处 —— 无论是草木鸟兽，还是人类，在生命走向终点时，都会卸下外在的伪装与防备，回归最本真的情感状态。
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常有以自然现象喻指人类情感的记载。《诗经?小雅?鸿雁》以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 比喻流民的悲苦；《左传?昭公十七年》以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 感叹天下无道。曾子以 “鸟死鸣哀” 起兴，并非单纯的文学修辞，而是借助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直观认知，引出对人类临终状态的思考 —— 如同鸟类临终时卸下飞翔的力量，回归哀鸣的本真，人类临终时也会卸下一生的功名利禄、身份地位，回归对道德与情感的本真关注，这为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的论述奠定了情感基础。
（二）“人死言善”：道德本质的终局回归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曾子对人类临终状态的核心判断，这里的 “善”，并非指简单的善良言语，而是指个体在生命终章时，摆脱了利益的纠缠、欲望的束缚，回归道德本质的真诚言说。这种 “善”，源于对一生言行的反思与忏悔，源于对道德价值的最终认同，是生命即将终结时，个体对 “人为何而活” 的终极回答。
在春秋时期的社会中，人们一生都在扮演着各种社会角色 —— 君主、臣子、父亲、儿子、朋友，为了维护这些角色所对应的利益与地位，往往会做出违背本心的选择，说出言不由衷的话语。而当生命走向终点，所有的角色与地位都将失去意义，个体终于能够挣脱外在的枷锁，直面自己的内心与道德良知。正如鲁国大夫臧文仲临终前反思自己 “废六关、妾织蒲” 的过错，叮嘱后人改正；晋国卿大夫赵简子临终前嘱托儿子赵鞅 “必效范宣子之法”，坚守道义，这些都是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的典型例证。
曾子的 “人死言善”，并非对人性的盲目乐观，而是对道德良知的坚定信念。他认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有道德的种子，只是在一生的奔波中被利益与欲望掩盖；而当生命即将终结，外在的束缚消失，这颗道德的种子便会苏醒，让人说出符合道德本质的 “善言”。这种观点，既体现了儒家对人性本善的初步认知，也为后世 “性善论” 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曾子的 “言善”：修身实践的终极总结
曾子在病重时对孟敬子所言的 “善言”，并非泛泛的道德说教，而是他一生修身实践的终极总结。不同于普通百姓临终时的朴素反思，曾子作为孔子的重要弟子、儒家思想的传承者，其 “善言” 有着明确的指向 —— 聚焦于君子修身的核心要义，为孟敬子、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清晰的修身路径。
他没有谈论一生的功绩与遗憾，没有提及家族的兴衰与未来，而是将所有的关注点都集中在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 上，这种选择本身就是 “善言” 的体现 ——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所关心的不是个人与家族的私利，而是儒家思想的传承、君子品德的坚守，是如何让后来者更好地践行 “道” 的理念。这种超越个人私利、关注道德传承的 “善言”，正是曾子一生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的生动写照，也是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的最高境界。
二、君子 “三贵”：曾子修身思想的核心要义
曾子提出的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是其修身思想的核心凝练。这 “三贵” 并非孤立的行为要求，而是从外在言行到内在品德的完整修身体系 ——“动容貌” 关注身体姿态的礼仪规范，“正颜色” 聚焦面部神情的真诚表达，“出辞气” 重视言语表达的文明得体，三者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君子修身的基础框架。
（一）动容貌，斯远暴慢矣：身体姿态中的礼仪与尊重
“动容貌”，指君子在日常言行中，注重身体姿态与容貌仪表的规范，通过得体的姿态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从而远离粗暴与傲慢的态度。在春秋时期的 “礼” 文化中，身体姿态并非单纯的个人习惯，而是 “礼”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道德修养的外在体现。
1. “动容貌” 的礼仪规范
春秋时期的 “礼” 对身体姿态有着详细的规定：站立时需 “正立不动”，不可歪斜倚靠；行走时需 “步履从容”，不可匆忙急促；与人交谈时需 “身体前倾”，展现专注与尊重；面对长辈与君主时需 “鞠躬如也”，体现谦卑与恭敬。《礼记?曲礼上》记载：“坐如尸，立如齐。礼从宜，使从俗。”“坐毋箕，立毋跛，食毋言，寝毋伏。” 这些规范，看似繁琐，实则是通过身体姿态的约束，培养个体的礼仪意识与尊重他人的品德。
曾子一生严格践行 “动容貌” 的礼仪规范。据《论语?乡党》记载，孔子描述曾子 “胁肩谄笑，病于夏畦”，虽为批评谄媚之举，却从侧面反映出曾子对身体姿态的重视 —— 他深知，不当的身体姿态会传递出傲慢、谄媚的态度，而得体的姿态则能展现君子的修养。在与他人交往时，曾子始终保持 “容貌恭敬”，站立时不歪斜、行走时不匆忙、交谈时不随意，这种得体的姿态，让他人感受到被尊重，也让自己远离了粗暴与傲慢的可能。
2. “动容貌” 与 “远暴慢” 的内在关联
“动容貌” 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身体姿态的规范，培养个体的尊重意识，从而远离 “暴慢”（粗暴、傲慢）。在曾子看来，身体姿态与内心态度是相互关联的 —— 外在的粗暴与傲慢，往往源于内心的轻视与自负；而得体的身体姿态，能够反过来约束内心的负面情绪，培养尊重他人的品德。
例如，一个人若在与人交谈时随意歪斜身体、东张西望，这种姿态传递出的是对他人的轻视，长期如此便会养成傲慢的态度；反之，若能保持身体前倾、眼神专注的姿态，这种姿态会不断提醒自己尊重他人，逐渐培养出谦逊的品德。曾子认为，通过 “动容貌” 的长期实践，个体能够在身体姿态与内心态度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 得体的姿态塑造尊重的内心，尊重的内心又会强化得体的姿态，最终实现 “远暴慢” 的修身目标。
3. 当代视角下的 “动容貌”：礼仪修养的现代转化
在当今社会，“动容貌” 的具体礼仪规范虽与春秋时期有所不同，但其核心精神 —— 通过身体姿态展现尊重 —— 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在人际交往中，得体的身体姿态能够传递出真诚与尊重，促进良好关系的建立：与人交谈时保持眼神交流，体现专注；倾听他人发言时身体微微前倾，展现重视；握手时力度适中、时长恰当，传递友好。这些看似微小的姿态，都是 “动容貌” 在现代社会的具体体现，能够帮助我们远离粗暴与傲慢，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二）正颜色，斯近信矣：面部神情中的真诚与信任
“正颜色”，指君子注重面部神情的真诚与庄重，通过恰当的神情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从而赢得他人的信任。在春秋时期的人际交往中，面部神情是传递情感与态度的重要媒介，真诚的神情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虚伪的神情则会引发他人的猜忌与不信任。
1. “正颜色” 的内涵：真诚与庄重的统一
“正颜色” 包含两层含义：一是 “真诚”，即面部神情与内心想法保持一致，不虚伪、不掩饰；二是 “庄重”，即面对不同的场合与对象，展现出恰当的神情，不轻浮、不随意。在曾子看来，真诚是赢得信任的基础，庄重是展现修养的关键，二者缺一不可。
春秋时期的君子，在不同场合会展现出不同的 “颜色”：面对君主时，神情庄重恭敬，体现对君主的尊重；面对朋友时，神情真诚温和，展现对友谊的珍视；面对百姓时，神情悲悯关切，传递对民生的关怀。《论语?乡党》记载孔子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正是 “正颜色” 的典范 —— 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平日亲近，也会神情庄重；见到戴礼帽的人与盲人，即使日常熟悉，也会神情恭敬，这种根据场合与对象调整神情的做法，既体现了真诚，也展现了庄重。
曾子一生践行 “正颜色” 的准则。在教导弟子时，他神情严肃认真，传递对学问与道德的敬畏；在面对百姓疾苦时，他神情悲悯关切，展现 “仁者爱人” 的情怀；在与孟敬子交谈时，即使病重，也依然保持庄重真诚的神情，让孟敬子感受到他话语的分量与真诚。这种 “正颜色” 的实践，让曾子赢得了弟子与他人的广泛信任。
2. “正颜色” 与 “近信” 的逻辑关联
“正颜色” 之所以能 “近信”，核心在于面部神情是内心真诚的外在表现。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往往通过观察对方的神情来判断其话语的真实性 —— 若一个人神情闪烁、笑容虚伪，即使说出再动听的话语，也难以让人信任；若一个人神情真诚、态度庄重，即使话语朴实，也容易让人信服。
曾子认为，“正颜色” 的本质是 “诚于中，形于外”—— 内心真诚，才能在面部神情上展现出庄重与可信；而通过 “正颜色” 的实践，又能进一步强化内心的真诚，形成 “真诚 — 正颜色 — 信任” 的良性循环。例如，一个人若在承诺他人时，保持神情庄重、眼神坚定，这种 “正颜色” 会让对方感受到他的真诚，从而产生信任；而对方的信任又会让他更加重视自己的承诺，进一步坚守内心的真诚。
3. 当代视角下的 “正颜色”：真诚沟通的重要媒介
在当今社会，“正颜色” 依然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媒介。在职场中，与同事沟通时保持真诚专注的神情，能够提升沟通效率，赢得同事的信任；在家庭中，与家人交流时展现温和关切的神情，能够增进亲情，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在公共场合，面对陌生人时保持友善礼貌的神情，能够传递善意，促进社会的和谐。相反，若在人际交往中神情冷漠、虚伪敷衍，只会让他人产生距离感，难以建立信任关系。
（三）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言语表达中的文明与得体
“出辞气”，指君子注重言语的措辞与语气，通过文明得体的表达传递思想与情感，从而远离粗鄙与悖理的言语。在春秋时期，言语表达是个体道德修养的重要体现，“言为心声”，一个人的言语往往反映其内心的品德与修养。
1. “出辞气” 的核心要求：文明与得体
“出辞气” 包含 “措辞” 与 “语气” 两个方面：“措辞” 要求言语文雅规范，避免使用粗鄙、低俗的词汇；“语气” 要求语调平和适中，避免使用生硬、傲慢的语气。在曾子看来，文明的措辞与得体的语气，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自身道德修养的展现。
春秋时期的君子，对言语表达有着严格的要求。《礼记?曲礼上》繁琐的礼仪规范，本质上是通过言语与行为的约束，培养君子的文明素养。例如，“入国不驰，入里必式” 要求君子在进入都城与乡里时，放缓车速、神情庄重，这种言语与行为的配合，展现的是对他人与地方的尊重；“临丧不笑”“当食不叹” 则要求君子在特定场合控制自己的言语与神情，避免因不当表达引发他人不适。曾子一生严格遵循这些规范，在言语表达上始终做到文明得体，从未因情绪或场合疏忽而使用粗鄙、悖理的言辞。
2. “出辞气” 与 “远鄙倍” 的深层关联
“出辞气” 之所以能 “远鄙倍”，核心在于文明得体的言语表达，能够约束内心的粗鄙与悖理想法，同时传递对他人的尊重，避免引发人际冲突。在曾子看来，言语是内心的外在投射 —— 内心粗鄙的人，必然会使用低俗的言辞；内心悖理的人，必然会发表违背道德的言论。反之，通过 “出辞气” 的实践，用文明的措辞与得体的语气约束言语，能够反过来净化内心，培养尊重他人、坚守道德的品德。
例如，一个人若在与人争论时，始终保持平和的语气、使用文明的词汇，即使观点不同，也不会引发激烈冲突，这种 “出辞气” 的实践，会让他逐渐学会克制内心的冲动与粗鄙想法，培养理性沟通的习惯；而理性沟通又会进一步强化内心的文明素养，形成 “文明言辞 — 理性沟通 — 内心净化” 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 “远鄙倍” 的修身目标。
3. 当代视角下的 “出辞气”：文明交流的时代价值
在当今社会，“出辞气” 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随着网络交流的普及，言语表达的随意性增强，粗鄙、悖理的言论（如网络暴力、恶意攻击）屡见不鲜，严重破坏了网络环境与社会和谐。践行 “出辞气” 的精神，要求我们在网络与现实交流中，都做到文明表达：在网络上，不发表攻击性言论、不传播低俗信息，用理性与文明的言辞参与讨论；在现实中，与他人沟通时保持平和语气、使用礼貌词汇，避免因言语不当引发矛盾。只有每个人都做到 “出辞气”，才能营造文明、和谐的交流环境，远离粗鄙与悖理的言语，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
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修身的价值取舍
曾子在阐述君子 “三贵” 后，补充 “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实则蕴含着深刻的价值取舍 —— 君子修身的重心应放在内在品德的培养与外在言行的规范上，而非沉迷于繁琐的礼仪形式与事务性工作。这种取舍，既是对儒家 “重本质、轻形式” 思想的体现，也为后世君子明确了修身的核心方向。
（一）“笾豆之事”：春秋时期的礼仪形式与事务性工作
“笾豆” 是春秋时期祭祀与宴饮时使用的礼器，“笾豆之事” 泛指与礼仪形式相关的事务性工作，如礼器的摆放、祭祀的流程安排、宴饮的席位布置等。在春秋时期的 “礼” 文化中，这些事务性工作虽有明确规范，却属于技术性、事务性范畴，有专门的官吏（“有司”）负责，无需君子亲力亲为。
例如，在祭祀活动中，“有司” 会按照 “礼” 的规范，提前准备好笾豆等礼器，摆放整齐；在祭祀过程中，“有司” 会引导参与者按照流程行礼，确保祭祀仪式的顺利进行。君子在祭祀活动中的核心职责，是通过庄重的言行、真诚的态度，表达对神灵与祖先的敬畏，而非亲自参与礼器摆放、流程安排等事务性工作。
曾子提及 “笾豆之事”，并非否定这些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君子应分清修身的主次 —— 礼仪形式是 “末”，内在品德与规范言行是 “本”，君子应专注于 “本” 的培养，而非在 “末” 的事务上耗费过多精力。
（二）“则有司存”：君子与 “有司” 的职责划分
“则有司存” 明确了君子与 “有司” 的职责边界 ——“有司” 负责事务性、技术性的礼仪工作，君子负责内在品德的修养与外在言行的规范，二者各司其职、互不混淆。这种职责划分，体现了儒家对社会分工的认知，也为君子修身划定了清晰的范围。
在春秋时期的社会结构中，“有司” 是专门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他们熟悉各类礼仪规范与事务流程，能够高效完成技术性工作；君子则是社会的道德标杆与精神引领者，其核心使命是通过修身立德，为他人与社会树立榜样，推动道德风尚的提升。例如，在国家治理中，“有司” 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如税收征管、司法审判），君子（如大夫、士）则负责制定符合道德与 “礼” 的政策，引导国家走向 “仁政”。
曾子强调 “则有司存”，正是希望君子认清自己的核心职责，避免陷入事务性工作的琐碎中，忽视内在品德的培养。他认为，君子若将过多精力放在 “笾豆之事” 上，不仅会荒废修身大业，还会失去作为道德标杆的引领作用，违背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追求。
（三）价值取舍的核心：重本质、轻形式的修身理念
“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的深层内涵，是儒家 “重本质、轻形式” 的修身理念 —— 君子修身的本质是培养内在品德、规范外在言行，而非追求礼仪形式的完美。礼仪形式是服务于品德培养的工具，若脱离了品德本质，再完美的礼仪形式也只是空洞的外壳，失去了 “礼” 的真正价值。
春秋时期，部分贵族沉迷于繁琐的礼仪形式，注重礼器的精美、流程的完美，却忽视了内在品德的培养，导致 “礼” 沦为彰显身份、炫耀地位的工具。例如，鲁国的季孙氏在祭祀时，严格按照 “礼” 的规范摆放笾豆等礼器，仪式流程一丝不苟，却在日常生活中违背 “礼” 的本质 —— 聚敛财富、欺压百姓，这种 “重形式、轻本质” 的做法，遭到孔子与曾子的严厉批评。
曾子提出 “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正是对这种 “形式主义” 的批判。他认为，君子应将修身的重心放在 “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 上，通过规范言行培养内在品德，让 “礼” 的形式服务于品德本质；至于 “笾豆之事” 等事务性工作，应交由 “有司” 负责，无需君子亲力亲为。这种价值取舍，既避免了君子陷入形式主义的误区，也确保了修身的核心方向不偏离。
四、曾子临终箴言的当代启示：在浮躁社会中坚守修身本质
在当今社会，人们面临着诸多诱惑与挑战 —— 部分人沉迷于形式主义，追求表面的完美与光鲜，忽视内在品德的培养；部分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放松对言行的规范，导致人际关系紧张、社会矛盾增多。曾子的临终箴言，如同一剂清醒剂，为我们在浮躁社会中坚守修身本质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坚守修身重心：重品德、轻形式
曾子 “重本质、轻形式” 的价值取舍，启示我们在修身过程中，应将重心放在内在品德的培养上，而非沉迷于表面形式。在当今社会，形式主义现象屡见不鲜 —— 有的人在社交场合注重外在形象的包装，却忽视真诚品德的培养，导致 “社交面具” 下的人际关系脆弱不堪；有的人在工作中追求表面的业绩与数据，却忽视职业道德的坚守，导致工作成果缺乏实际价值。
我们应像曾子那样，明确修身的核心是培养 “尊重、真诚、文明” 的品德，通过规范言行（“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让品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例如，在人际交往中，不刻意追求外在形象的完美，而是通过真诚的态度、文明的言行，赢得他人的信任与尊重；在工作中，不沉迷于表面的业绩包装，而是通过敬业的态度、专业的能力，创造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只有坚守修身的本质，才能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误区，实现个人品德的真正提升。
（二）规范日常言行：在细微处培养品德
曾子强调的君子 “三贵”，启示我们要在日常言行的细微处培养品德，通过规范身体姿态、面部神情与言语表达，逐渐提升自身的修养。在当今社会，许多人忽视日常言行的细微之处，认为 “小恶无伤大雅”—— 如在公共场合随意插队、在与人交谈时随意打断他人、在网络上发表不当言论等，这些看似微小的行为，实则是对品德的忽视，长期积累会导致个人修养的堕落。
我们应像曾子那样，在日常言行中保持谨慎：在身体姿态上，注重得体与尊重，如与人交谈时保持专注、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在面部神情上，注重真诚与庄重，如面对他人求助时展现关切、面对错误时展现诚恳；在言语表达上，注重文明与得体，如使用礼貌词汇、保持平和语气。通过这些细微处的规范，逐渐培养尊重他人、真诚待人、文明交流的品德，成为一个有修养的当代人。
（三）明确职责边界：专注核心使命
曾子 “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的职责划分，启示我们在生活与工作中，要明确自己的核心使命，专注于重要事务，避免在无关紧要的事务上耗费过多精力。在当今社会，许多人陷入 “事务主义” 的陷阱，每天忙于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却忽视了自己的核心目标 —— 如职场人忙于应付日常琐事，忽视了专业能力的提升；家长忙于孩子的生活琐事，忽视了孩子品德的培养。
我们应像曾子那样，明确自己的核心使命：职场人应专注于专业能力的提升与职业价值的创造，将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合理分配或交给专业人员；家长应专注于孩子品德的培养与价值观的塑造，而非沉迷于孩子的生活琐事；个人在修身上，应专注于内在品德的提升，而非在表面形式上浪费精力。只有明确职责边界，专注核心使命，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避免陷入事务主义的迷茫。
五、结语：传承曾子修身智慧，做新时代的 “君子”
曾子的临终箴言，虽历经两千多年，却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的生命感慨，提醒我们要在生命的旅程中坚守道德本质；“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 的君子 “三贵”，为我们指明了修身的具体路径；“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的价值取舍，为我们明确了修身的核心方向。这些智慧，不仅是春秋时期儒家思想的精华，更是当代人修身立德、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指南。
在当今浮躁的社会中，我们更需要传承曾子的修身智慧，坚守修身本质 —— 重品德、轻形式，在日常言行中培养尊重、真诚、文明的品德；明确职责边界，专注于核心使命，避免陷入形式主义与事务主义的陷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道德的底线，成为一个有品德、有修养、有担当的新时代 “君子”。
让我们以曾子的临终箴言为指引，从自身做起，从日常言行的细微处做起，践行修身之道，坚守道德本质，让古老的儒家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为构建和谐、文明、道德的当代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论语?泰伯》中，曾子病重时与孟敬子的对话，堪称儒家修身思想的 “临终绝唱”。“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的生命感慨，“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 的君子三贵，“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的价值取舍，短短数语，既是曾子对一生修身实践的凝练总结，也是对儒家 “重内在品德、轻外在形式” 理念的精准阐释。这席话超越了普通的临终嘱托，成为后世君子修身立德的行动指南，让我们得以透过两千多年的时光，触摸儒家思想中 “以人为本” 的温度与 “以德为先” 的深度。
一、春秋语境下的 “临终言善”：生命终章的道德觉醒
要理解曾子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的感慨，需先置身于春秋时期的生死观与道德语境。彼时，人们对死亡的认知虽仍带有对未知的敬畏，却已逐渐摆脱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开始从道德层面思考生命的终章意义。“临终言善” 并非简单的情感流露，而是生命即将终结时，个体对道德本质的回归与觉醒，是对一生言行的反思与沉淀。
（一）“鸟死鸣哀”：生命本能的情感共鸣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曾子以自然界的现象起兴，将鸟的临终哀鸣与人类的临终状态相类比，既体现了春秋时期 “天人合一” 思想的萌芽，也暗含着对生命本能情感的深刻洞察。鸟类临终时的哀鸣，是生命面对终结时的本能反应，是对生存的眷恋、对未知的敬畏，这种本能情感与人类临终时的心境有着共通之处 —— 无论是草木鸟兽，还是人类，在生命走向终点时，都会卸下外在的伪装与防备，回归最本真的情感状态。
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常有以自然现象喻指人类情感的记载。《诗经?小雅?鸿雁》以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 比喻流民的悲苦；《左传?昭公十七年》以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 感叹天下无道。曾子以 “鸟死鸣哀” 起兴，并非单纯的文学修辞，而是借助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直观认知，引出对人类临终状态的思考 —— 如同鸟类临终时卸下飞翔的力量，回归哀鸣的本真，人类临终时也会卸下一生的功名利禄、身份地位，回归对道德与情感的本真关注，这为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的论述奠定了情感基础。
（二）“人死言善”：道德本质的终局回归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曾子对人类临终状态的核心判断，这里的 “善”，并非指简单的善良言语，而是指个体在生命终章时，摆脱了利益的纠缠、欲望的束缚，回归道德本质的真诚言说。这种 “善”，源于对一生言行的反思与忏悔，源于对道德价值的最终认同，是生命即将终结时，个体对 “人为何而活” 的终极回答。
在春秋时期的社会中，人们一生都在扮演着各种社会角色 —— 君主、臣子、父亲、儿子、朋友，为了维护这些角色所对应的利益与地位，往往会做出违背本心的选择，说出言不由衷的话语。而当生命走向终点，所有的角色与地位都将失去意义，个体终于能够挣脱外在的枷锁，直面自己的内心与道德良知。正如鲁国大夫臧文仲临终前反思自己 “废六关、妾织蒲” 的过错，叮嘱后人改正；晋国卿大夫赵简子临终前嘱托儿子赵鞅 “必效范宣子之法”，坚守道义，这些都是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的典型例证。
曾子的 “人死言善”，并非对人性的盲目乐观，而是对道德良知的坚定信念。他认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有道德的种子，只是在一生的奔波中被利益与欲望掩盖；而当生命即将终结，外在的束缚消失，这颗道德的种子便会苏醒，让人说出符合道德本质的 “善言”。这种观点，既体现了儒家对人性本善的初步认知，也为后世 “性善论” 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曾子的 “言善”：修身实践的终极总结
曾子在病重时对孟敬子所言的 “善言”，并非泛泛的道德说教，而是他一生修身实践的终极总结。不同于普通百姓临终时的朴素反思，曾子作为孔子的重要弟子、儒家思想的传承者，其 “善言” 有着明确的指向 —— 聚焦于君子修身的核心要义，为孟敬子、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清晰的修身路径。
他没有谈论一生的功绩与遗憾，没有提及家族的兴衰与未来，而是将所有的关注点都集中在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 上，这种选择本身就是 “善言” 的体现 ——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所关心的不是个人与家族的私利，而是儒家思想的传承、君子品德的坚守，是如何让后来者更好地践行 “道” 的理念。这种超越个人私利、关注道德传承的 “善言”，正是曾子一生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的生动写照，也是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的最高境界。
二、君子 “三贵”：曾子修身思想的核心要义
曾子提出的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是其修身思想的核心凝练。这 “三贵” 并非孤立的行为要求，而是从外在言行到内在品德的完整修身体系 ——“动容貌” 关注身体姿态的礼仪规范，“正颜色” 聚焦面部神情的真诚表达，“出辞气” 重视言语表达的文明得体，三者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君子修身的基础框架。
（一）动容貌，斯远暴慢矣：身体姿态中的礼仪与尊重
“动容貌”，指君子在日常言行中，注重身体姿态与容貌仪表的规范，通过得体的姿态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从而远离粗暴与傲慢的态度。在春秋时期的 “礼” 文化中，身体姿态并非单纯的个人习惯，而是 “礼”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道德修养的外在体现。
1. “动容貌” 的礼仪规范
春秋时期的 “礼” 对身体姿态有着详细的规定：站立时需 “正立不动”，不可歪斜倚靠；行走时需 “步履从容”，不可匆忙急促；与人交谈时需 “身体前倾”，展现专注与尊重；面对长辈与君主时需 “鞠躬如也”，体现谦卑与恭敬。《礼记?曲礼上》记载：“坐如尸，立如齐。礼从宜，使从俗。”“坐毋箕，立毋跛，食毋言，寝毋伏。” 这些规范，看似繁琐，实则是通过身体姿态的约束，培养个体的礼仪意识与尊重他人的品德。
曾子一生严格践行 “动容貌” 的礼仪规范。据《论语?乡党》记载，孔子描述曾子 “胁肩谄笑，病于夏畦”，虽为批评谄媚之举，却从侧面反映出曾子对身体姿态的重视 —— 他深知，不当的身体姿态会传递出傲慢、谄媚的态度，而得体的姿态则能展现君子的修养。在与他人交往时，曾子始终保持 “容貌恭敬”，站立时不歪斜、行走时不匆忙、交谈时不随意，这种得体的姿态，让他人感受到被尊重，也让自己远离了粗暴与傲慢的可能。
2. “动容貌” 与 “远暴慢” 的内在关联
“动容貌” 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身体姿态的规范，培养个体的尊重意识，从而远离 “暴慢”（粗暴、傲慢）。在曾子看来，身体姿态与内心态度是相互关联的 —— 外在的粗暴与傲慢，往往源于内心的轻视与自负；而得体的身体姿态，能够反过来约束内心的负面情绪，培养尊重他人的品德。
例如，一个人若在与人交谈时随意歪斜身体、东张西望，这种姿态传递出的是对他人的轻视，长期如此便会养成傲慢的态度；反之，若能保持身体前倾、眼神专注的姿态，这种姿态会不断提醒自己尊重他人，逐渐培养出谦逊的品德。曾子认为，通过 “动容貌” 的长期实践，个体能够在身体姿态与内心态度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 得体的姿态塑造尊重的内心，尊重的内心又会强化得体的姿态，最终实现 “远暴慢” 的修身目标。
3. 当代视角下的 “动容貌”：礼仪修养的现代转化
在当今社会，“动容貌” 的具体礼仪规范虽与春秋时期有所不同，但其核心精神 —— 通过身体姿态展现尊重 —— 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在人际交往中，得体的身体姿态能够传递出真诚与尊重，促进良好关系的建立：与人交谈时保持眼神交流，体现专注；倾听他人发言时身体微微前倾，展现重视；握手时力度适中、时长恰当，传递友好。这些看似微小的姿态，都是 “动容貌” 在现代社会的具体体现，能够帮助我们远离粗暴与傲慢，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二）正颜色，斯近信矣：面部神情中的真诚与信任
“正颜色”，指君子注重面部神情的真诚与庄重，通过恰当的神情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从而赢得他人的信任。在春秋时期的人际交往中，面部神情是传递情感与态度的重要媒介，真诚的神情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虚伪的神情则会引发他人的猜忌与不信任。
1. “正颜色” 的内涵：真诚与庄重的统一
“正颜色” 包含两层含义：一是 “真诚”，即面部神情与内心想法保持一致，不虚伪、不掩饰；二是 “庄重”，即面对不同的场合与对象，展现出恰当的神情，不轻浮、不随意。在曾子看来，真诚是赢得信任的基础，庄重是展现修养的关键，二者缺一不可。
春秋时期的君子，在不同场合会展现出不同的 “颜色”：面对君主时，神情庄重恭敬，体现对君主的尊重；面对朋友时，神情真诚温和，展现对友谊的珍视；面对百姓时，神情悲悯关切，传递对民生的关怀。《论语?乡党》记载孔子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正是 “正颜色” 的典范 —— 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平日亲近，也会神情庄重；见到戴礼帽的人与盲人，即使日常熟悉，也会神情恭敬，这种根据场合与对象调整神情的做法，既体现了真诚，也展现了庄重。
曾子一生践行 “正颜色” 的准则。在教导弟子时，他神情严肃认真，传递对学问与道德的敬畏；在面对百姓疾苦时，他神情悲悯关切，展现 “仁者爱人” 的情怀；在与孟敬子交谈时，即使病重，也依然保持庄重真诚的神情，让孟敬子感受到他话语的分量与真诚。这种 “正颜色” 的实践，让曾子赢得了弟子与他人的广泛信任。
2. “正颜色” 与 “近信” 的逻辑关联
“正颜色” 之所以能 “近信”，核心在于面部神情是内心真诚的外在表现。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往往通过观察对方的神情来判断其话语的真实性 —— 若一个人神情闪烁、笑容虚伪，即使说出再动听的话语，也难以让人信任；若一个人神情真诚、态度庄重，即使话语朴实，也容易让人信服。
曾子认为，“正颜色” 的本质是 “诚于中，形于外”—— 内心真诚，才能在面部神情上展现出庄重与可信；而通过 “正颜色” 的实践，又能进一步强化内心的真诚，形成 “真诚 — 正颜色 — 信任” 的良性循环。例如，一个人若在承诺他人时，保持神情庄重、眼神坚定，这种 “正颜色” 会让对方感受到他的真诚，从而产生信任；而对方的信任又会让他更加重视自己的承诺，进一步坚守内心的真诚。
3. 当代视角下的 “正颜色”：真诚沟通的重要媒介
在当今社会，“正颜色” 依然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媒介。在职场中，与同事沟通时保持真诚专注的神情，能够提升沟通效率，赢得同事的信任；在家庭中，与家人交流时展现温和关切的神情，能够增进亲情，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在公共场合，面对陌生人时保持友善礼貌的神情，能够传递善意，促进社会的和谐。相反，若在人际交往中神情冷漠、虚伪敷衍，只会让他人产生距离感，难以建立信任关系。
（三）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言语表达中的文明与得体
“出辞气”，指君子注重言语的措辞与语气，通过文明得体的表达传递思想与情感，从而远离粗鄙与悖理的言语。在春秋时期，言语表达是个体道德修养的重要体现，“言为心声”，一个人的言语往往反映其内心的品德与修养。
1. “出辞气” 的核心要求：文明与得体
“出辞气” 包含 “措辞” 与 “语气” 两个方面：“措辞” 要求言语文雅规范，避免使用粗鄙、低俗的词汇；“语气” 要求语调平和适中，避免使用生硬、傲慢的语气。在曾子看来，文明的措辞与得体的语气，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自身道德修养的展现。
春秋时期的君子，对言语表达有着严格的要求。《礼记?曲礼上》繁琐的礼仪规范，本质上是通过言语与行为的约束，培养君子的文明素养。例如，“入国不驰，入里必式” 要求君子在进入都城与乡里时，放缓车速、神情庄重，这种言语与行为的配合，展现的是对他人与地方的尊重；“临丧不笑”“当食不叹” 则要求君子在特定场合控制自己的言语与神情，避免因不当表达引发他人不适。曾子一生严格遵循这些规范，在言语表达上始终做到文明得体，从未因情绪或场合疏忽而使用粗鄙、悖理的言辞。
2. “出辞气” 与 “远鄙倍” 的深层关联
“出辞气” 之所以能 “远鄙倍”，核心在于文明得体的言语表达，能够约束内心的粗鄙与悖理想法，同时传递对他人的尊重，避免引发人际冲突。在曾子看来，言语是内心的外在投射 —— 内心粗鄙的人，必然会使用低俗的言辞；内心悖理的人，必然会发表违背道德的言论。反之，通过 “出辞气” 的实践，用文明的措辞与得体的语气约束言语，能够反过来净化内心，培养尊重他人、坚守道德的品德。
例如，一个人若在与人争论时，始终保持平和的语气、使用文明的词汇，即使观点不同，也不会引发激烈冲突，这种 “出辞气” 的实践，会让他逐渐学会克制内心的冲动与粗鄙想法，培养理性沟通的习惯；而理性沟通又会进一步强化内心的文明素养，形成 “文明言辞 — 理性沟通 — 内心净化” 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 “远鄙倍” 的修身目标。
3. 当代视角下的 “出辞气”：文明交流的时代价值
在当今社会，“出辞气” 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随着网络交流的普及，言语表达的随意性增强，粗鄙、悖理的言论（如网络暴力、恶意攻击）屡见不鲜，严重破坏了网络环境与社会和谐。践行 “出辞气” 的精神，要求我们在网络与现实交流中，都做到文明表达：在网络上，不发表攻击性言论、不传播低俗信息，用理性与文明的言辞参与讨论；在现实中，与他人沟通时保持平和语气、使用礼貌词汇，避免因言语不当引发矛盾。只有每个人都做到 “出辞气”，才能营造文明、和谐的交流环境，远离粗鄙与悖理的言语，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
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修身的价值取舍
曾子在阐述君子 “三贵” 后，补充 “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实则蕴含着深刻的价值取舍 —— 君子修身的重心应放在内在品德的培养与外在言行的规范上，而非沉迷于繁琐的礼仪形式与事务性工作。这种取舍，既是对儒家 “重本质、轻形式” 思想的体现，也为后世君子明确了修身的核心方向。
（一）“笾豆之事”：春秋时期的礼仪形式与事务性工作
“笾豆” 是春秋时期祭祀与宴饮时使用的礼器，“笾豆之事” 泛指与礼仪形式相关的事务性工作，如礼器的摆放、祭祀的流程安排、宴饮的席位布置等。在春秋时期的 “礼” 文化中，这些事务性工作虽有明确规范，却属于技术性、事务性范畴，有专门的官吏（“有司”）负责，无需君子亲力亲为。
例如，在祭祀活动中，“有司” 会按照 “礼” 的规范，提前准备好笾豆等礼器，摆放整齐；在祭祀过程中，“有司” 会引导参与者按照流程行礼，确保祭祀仪式的顺利进行。君子在祭祀活动中的核心职责，是通过庄重的言行、真诚的态度，表达对神灵与祖先的敬畏，而非亲自参与礼器摆放、流程安排等事务性工作。
曾子提及 “笾豆之事”，并非否定这些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君子应分清修身的主次 —— 礼仪形式是 “末”，内在品德与规范言行是 “本”，君子应专注于 “本” 的培养，而非在 “末” 的事务上耗费过多精力。
（二）“则有司存”：君子与 “有司” 的职责划分
“则有司存” 明确了君子与 “有司” 的职责边界 ——“有司” 负责事务性、技术性的礼仪工作，君子负责内在品德的修养与外在言行的规范，二者各司其职、互不混淆。这种职责划分，体现了儒家对社会分工的认知，也为君子修身划定了清晰的范围。
在春秋时期的社会结构中，“有司” 是专门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他们熟悉各类礼仪规范与事务流程，能够高效完成技术性工作；君子则是社会的道德标杆与精神引领者，其核心使命是通过修身立德，为他人与社会树立榜样，推动道德风尚的提升。例如，在国家治理中，“有司” 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如税收征管、司法审判），君子（如大夫、士）则负责制定符合道德与 “礼” 的政策，引导国家走向 “仁政”。
曾子强调 “则有司存”，正是希望君子认清自己的核心职责，避免陷入事务性工作的琐碎中，忽视内在品德的培养。他认为，君子若将过多精力放在 “笾豆之事” 上，不仅会荒废修身大业，还会失去作为道德标杆的引领作用，违背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追求。
（三）价值取舍的核心：重本质、轻形式的修身理念
“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的深层内涵，是儒家 “重本质、轻形式” 的修身理念 —— 君子修身的本质是培养内在品德、规范外在言行，而非追求礼仪形式的完美。礼仪形式是服务于品德培养的工具，若脱离了品德本质，再完美的礼仪形式也只是空洞的外壳，失去了 “礼” 的真正价值。
春秋时期，部分贵族沉迷于繁琐的礼仪形式，注重礼器的精美、流程的完美，却忽视了内在品德的培养，导致 “礼” 沦为彰显身份、炫耀地位的工具。例如，鲁国的季孙氏在祭祀时，严格按照 “礼” 的规范摆放笾豆等礼器，仪式流程一丝不苟，却在日常生活中违背 “礼” 的本质 —— 聚敛财富、欺压百姓，这种 “重形式、轻本质” 的做法，遭到孔子与曾子的严厉批评。
曾子提出 “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正是对这种 “形式主义” 的批判。他认为，君子应将修身的重心放在 “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 上，通过规范言行培养内在品德，让 “礼” 的形式服务于品德本质；至于 “笾豆之事” 等事务性工作，应交由 “有司” 负责，无需君子亲力亲为。这种价值取舍，既避免了君子陷入形式主义的误区，也确保了修身的核心方向不偏离。
四、曾子临终箴言的当代启示：在浮躁社会中坚守修身本质
在当今社会，人们面临着诸多诱惑与挑战 —— 部分人沉迷于形式主义，追求表面的完美与光鲜，忽视内在品德的培养；部分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放松对言行的规范，导致人际关系紧张、社会矛盾增多。曾子的临终箴言，如同一剂清醒剂，为我们在浮躁社会中坚守修身本质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坚守修身重心：重品德、轻形式
曾子 “重本质、轻形式” 的价值取舍，启示我们在修身过程中，应将重心放在内在品德的培养上，而非沉迷于表面形式。在当今社会，形式主义现象屡见不鲜 —— 有的人在社交场合注重外在形象的包装，却忽视真诚品德的培养，导致 “社交面具” 下的人际关系脆弱不堪；有的人在工作中追求表面的业绩与数据，却忽视职业道德的坚守，导致工作成果缺乏实际价值。
我们应像曾子那样，明确修身的核心是培养 “尊重、真诚、文明” 的品德，通过规范言行（“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让品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例如，在人际交往中，不刻意追求外在形象的完美，而是通过真诚的态度、文明的言行，赢得他人的信任与尊重；在工作中，不沉迷于表面的业绩包装，而是通过敬业的态度、专业的能力，创造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只有坚守修身的本质，才能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误区，实现个人品德的真正提升。
（二）规范日常言行：在细微处培养品德
曾子强调的君子 “三贵”，启示我们要在日常言行的细微处培养品德，通过规范身体姿态、面部神情与言语表达，逐渐提升自身的修养。在当今社会，许多人忽视日常言行的细微之处，认为 “小恶无伤大雅”—— 如在公共场合随意插队、在与人交谈时随意打断他人、在网络上发表不当言论等，这些看似微小的行为，实则是对品德的忽视，长期积累会导致个人修养的堕落。
我们应像曾子那样，在日常言行中保持谨慎：在身体姿态上，注重得体与尊重，如与人交谈时保持专注、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在面部神情上，注重真诚与庄重，如面对他人求助时展现关切、面对错误时展现诚恳；在言语表达上，注重文明与得体，如使用礼貌词汇、保持平和语气。通过这些细微处的规范，逐渐培养尊重他人、真诚待人、文明交流的品德，成为一个有修养的当代人。
（三）明确职责边界：专注核心使命
曾子 “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的职责划分，启示我们在生活与工作中，要明确自己的核心使命，专注于重要事务，避免在无关紧要的事务上耗费过多精力。在当今社会，许多人陷入 “事务主义” 的陷阱，每天忙于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却忽视了自己的核心目标 —— 如职场人忙于应付日常琐事，忽视了专业能力的提升；家长忙于孩子的生活琐事，忽视了孩子品德的培养。
我们应像曾子那样，明确自己的核心使命：职场人应专注于专业能力的提升与职业价值的创造，将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合理分配或交给专业人员；家长应专注于孩子品德的培养与价值观的塑造，而非沉迷于孩子的生活琐事；个人在修身上，应专注于内在品德的提升，而非在表面形式上浪费精力。只有明确职责边界，专注核心使命，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避免陷入事务主义的迷茫。
五、结语：传承曾子修身智慧，做新时代的 “君子”
曾子的临终箴言，虽历经两千多年，却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的生命感慨，提醒我们要在生命的旅程中坚守道德本质；“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 的君子 “三贵”，为我们指明了修身的具体路径；“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的价值取舍，为我们明确了修身的核心方向。这些智慧，不仅是春秋时期儒家思想的精华，更是当代人修身立德、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指南。
在当今浮躁的社会中，我们更需要传承曾子的修身智慧，坚守修身本质 —— 重品德、轻形式，在日常言行中培养尊重、真诚、文明的品德；明确职责边界，专注于核心使命，避免陷入形式主义与事务主义的陷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道德的底线，成为一个有品德、有修养、有担当的新时代 “君子”。
让我们以曾子的临终箴言为指引，从自身做起，从日常言行的细微处做起，践行修身之道，坚守道德本质，让古老的儒家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为构建和谐、文明、道德的当代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